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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民间社会独立才能防止专制集权

2011年04月07日11:11书摘王元化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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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

杜亚泉:民间社会独立才能防止专制集权

资料图:杜亚泉

编者注:本文为王元化先生为《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所作的序言

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虽然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

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近年来,海外学术界重新探讨了黑格尔等市民社会理论,大多认为如果无条件地承认国家至上独尊的地位,就会导致国家对人民权力的剥夺或侵吞。杜亚泉在《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中,也批判了国家主义"强他人没入国家"与"强个人没入国家"的现象,说这是"侵犯他人的自由,蔑视基本人权"。他在《论思想战》中,把这种自由思想阐发得更为透彻。这篇文章提出四项原则,前面两条说的是开浚与广博思想,属于思想修养的问题。后两条,一条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另一条是"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观点,固然来自传统资源,但杜亚泉使它和现代民主思想接轨。数十年后,胡适声称他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那场论战中和杜亚泉站在对垒地位的陈独秀,到了晚年也说,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但他在那场论争中,曾经是多么疾言厉色地批判了杜亚泉。杜亚泉写的《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中提到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他在"五四"前后就提出这些看法,说明他的思想敏锐,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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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杜亚泉,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一八九八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案:亚泉二字为氩、线之省笔。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线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用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可是他没有料到,氩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了。)一九〇三年(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任商务编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称:经他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译的。)至今仍在延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是出于他的手定。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以后至二十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胡愈之回忆在《东方杂志》当编辑时说,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见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十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其中有些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启迪作用。《东方杂志》编辑部在他去世后,在悼文中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虽然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 多。

"五四"时期,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这场论战肇始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批判《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不久,杜亚泉于一九二〇年迫于情势(受论战影响)辞去主编职务,同时也不再为杂志撰稿,仅担任编辑课本工作,同时创办新中华学院。两年后因经费告绌而停办,负债数千元。淞沪战争爆发,商务毁于日军炮火。杜亚泉举家避难回乡。次年,患肋膜炎,十二月六日逝世,享年六十岁。他在病时,无钱医治,下葬时借棺入殓,身后萧条,令人倍觉凄凉。张梓生于《新社会》半月刊撰文悼念,言词甚哀,极为沉痛:"国人对于人物之崇仰,久失其正鹄。当曲园之死,举国淡然,时王静安已有所感。近则时局变幻,人心愈趋卑下,对数政客官僚之死亡,报纸争载,市巷纷谈;而对于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学人之逝世,除三数熟友外,类皆无所感怀。"(案:王静安语见《教育小言十则》第五节:"德清俞氏之殁几半年矣。俞氏之于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耋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然于其死也,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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