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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瓊:一個國家不能沒有紀錄片

2011年04月02日18:53中青線上-中國青年報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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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紀錄片界,鄭瓊直來直去,經常“斷言”,愛激動,有時又很感傷。在追求票房和收視率的時代,她致力於推廣含蓄雋永的紀錄片。她相信這樣一句表述:“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鄭瓊:一個國家不能沒有紀錄片

鄭瓊


  這個女人對紀錄片愛恨交織。

在國內一次紀錄片論壇上,她發言如同開炮:“中國紀錄片的專業水準跟海外比,差50年。”據目擊者說:“當時一屋子人臉全黑了。”

會後,有導演追出來叫:“中國怎麼可能差那麼多?50年?”“靠,誰說是50年?”這個1.53米的女人挺直後背回敬:“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將中國紀錄片貶到一無是處的鄭瓊,是個40歲的女人。她曾經3次高考落榜,做過工人,北漂學過外語,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傳媒娛樂集團光線公司的創建者之一,卻又在公司方興未艾之際,寫了8頁的辭職信,跑到外地去專門觀鳥。

後來,一位臺灣導演把鄭瓊領進了紀錄片的世界。鄭瓊成為中國第一個完全市場化運作的電視紀錄片欄目——《東方全記錄》的片源提供者與廣告代理商。可到後來,這位臺灣導演突然不做了,因為覺得根本賺不了錢。

“我倒是轉過臉,認真看了一眼紀錄片的世界,從此就跌進去了。”鄭瓊說。

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在辦公室裡,這個身材瘦弱的女人捧出一個紙箱,箱子裡塞滿了印著外文的紀錄片。“這些都是為你準備的。”她說,“我把房門鑰匙留給你,你可以一直看,看到晚上回家。你就不會想要採訪了。”

在得知“一定要採訪”之後,她還是忍不住打開電視機,播放了3部自己最珍愛的作品。一部記錄“存在了1500年,而緬甸之外的人卻一無所知”的《神秘球》;一部“把墓地和死亡拍得很溫暖”的《永遠》;還有一部“每天面臨生與死抉擇”的《英國醫生》。

當影片中黯然神傷的醫生對患者母親說“我很抱歉”的時候,寧靜的屋子裡響起了她抽出紙巾的聲音。

“我已經不記得看了多少遍。”她把紙巾攥在手裡,“每次看到這裡還是忍不住感傷。”

這位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專業發行紀錄片公司的女人,在看紀錄片的時候很溫婉,但她推廣紀錄片的方式卻又很剽悍。過去3年中,每週四晚,她都在這間辦公室裡舉辦一場小範圍的紀錄片展映沙龍,她也曾嘗試把展映搬到酒吧、高校甚至中央電視臺編導的業務例會上,前後差不多搞了700場。

開始人們也好奇,把這些國內很難找到的片子免費拿來放,還自帶翻譯,這些人有什麼目的?

“我從來都不自認為是一個高尚的人,”鄭瓊說,“只是像一位同事說的,這些片子都太好了,我們看完之後只能在辦公室咬桌子。後來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看到,不能一個人咬桌子。”

鄭瓊常說:“在紀錄片的世界裡,我就是一個本分的農民。”她自己沒有拍過一部紀錄片,但這並不妨礙她的辦公室成為國內外紀錄片界的資訊交流平臺。有紀錄片導演開玩笑說,因為掌握了一些發行管道和有關紀錄片的最新資訊,鄭瓊是各地導演進京後都要拜的“土地廟”。

不過,在她心目中,達到國際水準的中國導演不超過5個。

張以慶或許是其中的一位。這位元武漢電視臺記者以《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稚園》等紀錄片獲譽無數,甚至因此獲得了記者的最高榮譽范長江獎。

2004年,鄭瓊第一次見到這位紀錄片界的大腕。她告訴對方,看完《幼稚園》之後的感覺,用兩個字表達就是:絕望。據說,當時張以慶聽完一愣,“瞬間沉默後表示了極大的認同”。

2004年以後,張以慶沒有再拍新的作品,鄭瓊得知之後就斷言,“張以慶‘死了’”。

在這位紀錄片的愛好者眼中,中國紀錄片就沒活過:設備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土壤差很遠。沒有資金源頭,不鼓勵個人表達,沒有專業製片團隊,沒有藝術院線,沒有播紀錄片的管道……

鄭瓊一度打算讓她發行紀錄片的公司關門。直到2006年5月初,鄭瓊第一次參加北美最大紀錄片節HotDocs。在看片室裡,她一直在流淚。“那些眼淚其實是一種更深的絕望,你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那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但是跟我們完全無關。”

她用“真實而美好”來形容她所看到的一切。比如一部描述肌無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樣,必須用頭頂去碰電腦顯示幕才能‘說話’,於是他就那樣費力地說著話,指揮著其他人蓋自己夢想中的房子……”

她第一次看到《神秘球》,看完後,逮住誰跟誰講:“你趕緊去看《神秘球》。”後來一個老外導演說,“一般般而已,沒有觸及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鄭瓊卻“好像摸到天堂的臺階了”。

後來她又在德國萊比錫看到了《永遠》,“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飛機之前,她給同事打電話說:“特別棒,這輩子看了這部片子,一會兒我上飛機,飛機掉下來都值。”

這些“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體驗重新點燃了她對紀錄片的熱情。“這些東西太好了,為什麼我不能讓更多的人看到?”回到國內之後,鄭瓊開始聯繫國外紀錄片導演和製作公司,引進樣片。

“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塊無污染的豆腐”,她說,“你就得自己開一個豆腐店,然後再包下100畝地,去種有機黃豆。這樣也好,捎帶的結果是,其他人也可以分享這些有機食品了。”

鄭瓊發現,自己引進的片子在國內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開始,她還會有一點虛榮心:“哈哈,只有我們有。”但是很快,她就發現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這些東西後找不到人溝通。”

有新銳導演慕名而來,帶來一部處女作,說要送戛納電影節。鄭瓊問:“為什麼沒有音樂呢?”“為了原生態。”“為什麼這樣長呢?”“長就是專門為戛納準備的。”

鄭瓊覺得很好玩,她發現在一個封閉的系統裡,人們很容易覺得自己是NO.1。於是她把鑰匙丟給對方,心想:“好東西,放在這兒給你看,你閉嘴吧!”

不過,作為商人,她也明白,光傳播影像並不能獲利,得賣出去才能賺錢。截至今天,她拿到的海外樣片超過千部,但賣出去的不超過10部:電視臺只喜歡引進國外有關動物的片子,還是大型動物,要有捕食獵殺的鏡頭;今年有關魔術師的傳記片賣得也不錯,這要托春晚和劉謙的福;與中國有關的片子《輸家贏家》最受歡迎,2萬元買了公映權,賣到現在只賣了1萬元……老外也覺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賺錢,這個女人為什麼還要買?

在鄭瓊公司的網站上有這樣一句話:“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不過這個平民出身的女人說,她並沒有家國天下那麼宏大的理想,只是覺得好東西得讓更多的人看到。

“鄭瓊是那種發現好東西,隨時隨地都要跟人分享的理想主義者。”央視《新聞調查》的製片人張潔評價說,“她帶來的片子水準比較高,我們看了很受觸動。”

在許多人眼裡,鄭瓊是那種“一條道跑到黑”的人。她經常“斷言”,愛激動,有時又很感傷。這個看似弱不禁風的女人,總是想憑藉一己之力撞開橫在她面前的每一扇門。

光線傳媒的老總王長田回憶,1998年,光線發行局面沒打開的時候,採取的都是盯人戰術。而執行這一戰術的“主力”就是鄭瓊。其實,這位元完全沒接觸過電視的總監當時採用的方法很簡單,翻開一本內部搞到的黃頁,給每位電視臺台長打電話說:“您好,我這裡有一檔好節目……”

當然,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推銷紀錄片比推銷《娛樂現場》要難得多。

《大國崛起》的製片人高曉蒙,每過一段時間就給鄭瓊打個電話:“鄭瓊,你們還活著嗎?”“活著呢。”對方不相信,非要來看一下。“好像做點符合人類美好願望事情的就該是慘兮兮的狀態。”鄭瓊笑著說。

即使是那位在鄭瓊眼中已經“死了”的張以慶也認為:“她很不容易。”

這位紀錄片導演不認同自己“死了”,不認同中外紀錄片的差距有50年,不認為紀錄片的唯一出路是鄭瓊式的市場化推廣。“紀錄片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不像電影可以做成商品,這跟讓哲學走上市場一樣荒誕。如果鄭瓊做得特別火,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悲哀,”張以慶說,但同時他又不忘強調,“她真的非常艱難,這年頭誰會願意推廣紀錄片?”

鄭瓊卻並不那麼悲觀。如今,她正在籌畫一個世界級的紀錄片論壇,取名為“i.Docs”,意為用紀錄片來傳播愛。她希望這個論壇能成為將“好東西”帶給國內紀錄片界的一次有益努力,但這一切操作起來,極為不易。

“我不要被成功和失敗捆綁住手腳,我只想往前走,然後活下來。”她說,“我是做生意的,我接受現實,但我不會去考慮市場。也許在我有生之年,市場都不會有改變的。我只想,明天可能會更慘,你怎麼活?”

她明白,如果沒人做,這裡永遠是一片空白。(蔣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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