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历史频道 > 口述历史 > 正文

小学教导主任谈文革:造反派头头都有私欲

2011年04月02日11:14北京青年报丁文/讲述 谭璐/整理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从我这个角度分析,凡整人的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个人私欲目的。其一种是为要掌权、要职位、要“前途无量”,另一种是有过受压抑的经历,有怨气,图报复。

此时被罢官是件好事

1966年6月29日,我回到七一小学。校园里高音喇叭传出吼声:“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丁文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我们罢了你的官!夺了党支部的领导权!”本来,我对这次运动的舆论宣传很不理解,对造反的言行很反感,正愁着回学校后干什么事,往哪一人群中站?我心中一片茫然,一时还不能捋出个主线脉络来。但是我知道,从混乱的思绪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构成一桩“现行反革命”的文字狱来。我最大的危险正在这里。因而,我需要缄默再缄默,三缄己口。常言所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正是此时此刻的上策。此时罢了我的官,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这就是我当时的主要心态。以后,在“文革”期间,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质询谁谁的家庭成分或者历史问题,我都回答“不知道”。这是实情,我用不着说瞎话。在教导处任上,我没有资格去看任何人的档案,当了书记没来得及看档案就“文革”了。当时造反派总要当权派搞揭批,我认定这是一个陷阱,只要一揭批就是线上的人了,就会天天让你揭,然后反复批你就有了内容。因而我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发表过揭发批判或检讨的言论,我没让人拿到把柄。

在学校,我看到我的办公桌椅干干净净的,看不出经过打砸抄抢的痕迹;也看到张文涛和薛仲孚还都坐在校长室,老张满脸的紧张与无奈的神情,老薛双眼盯着我,似乎是要听我会有什么说法,他们的神态对我已经是一种警示了。我同样也不知道他俩会有什么变化,担心和害怕是互相的。

我进了牛棚“走读班”,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勒令我每天劳动改造八小时,晚上七点到九点在教室单独学习,然后再回家。那时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了,就又买了中英文对照的《老三篇》,背英文的。

7月区委指示:没有乱得不可收拾的学校可以放暑假,等待新市委派“文革”工作组来了再搞运动。回到家里,我的三个年龄尚小的孩子望着我时,疑窦丛生的眼神里全是问号,此时此刻,母女之间却是没话好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在家呆着,就开始了40多天的“街头游学”生涯。

那时所有的机关单位、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的大门都敞着,人头攒动,随便进出,参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参加批斗会。在围观人群的后沿,我找个稍高的地势冷眼旁观,这使我看到了特殊时期的人间百态。有时,我也在清华、北大的校园里看到很多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有时还能索要或者买到油印的“小报”。在游学的过程中,遇陌生人可以交谈得很深很透,熟人相遇时,我则很小心谨慎。在过去政治生活中,常有嫉妒心重、无事生非、幸灾乐祸、媚上欺下、怕强凌弱者,对这种人应该急避快躲。

这40多天中,我赶上看到北京新市委发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这些工作队撤得异常艰难。他们抓的“游鱼”正是“造反派”,这次翻了身的“造反派”把学校中的人和事搞个底朝天,所有的书记和工作组一起揪斗。我在女三中门前看到一位校长受刑,并勒令医生和师生不能救护。这时,我庆幸七一小学没进“文革”工作组,否则我肯定会被当做绊脚石踢开。

9月3日开学,我已得到消息,我父母在家里挨斗,我的一个姐姐和姐夫跳河自杀了,我老伴儿那时已经靠边了。我没被揪斗已是万幸。

到1967年3月,在“复课闹革命”号召下,海军派来的军训团主持了全面的复课,我被分配接班教课。有个学生问:“老师,外边有让你老实交代的标语,是怎么回事呀?”这类问题我不会给任何人作任何解释的,所以笑笑说:“我也不明白,请同学们回去问问家长,明天告诉我。”第二天同学们开始说起来,有的称家长说:丁老师是这个学校的书记,是当权派,但是当权派不一定是走资派,学生要跟老师好好学习。有的说家长说了,别管那些大标语,丁老师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老师。总之没有一个家长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我很感动,也很敬重这些家长。也是在课堂上,在学生中,我不再有孤荒落寞的感觉。这些孩子我教了两年半,到我去组建中学部时,他们正升入四年级,分手时我难舍难离。

推荐微博:

注册微博
[责任编辑:xuchen]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