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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导主任谈文革:造反派头头都有私欲

2011年04月02日11:14北京青年报丁文/讲述 谭璐/整理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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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我这个角度分析,凡整人的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个人私欲目的。其一种是为要掌权、要职位、要“前途无量”,另一种是有过受压抑的经历,有怨气,图报复。

小学教导主任谈文革:造反派头头都有私欲

六十年代任教时的丁文

小学教导主任谈文革:造反派头头都有私欲

丁文(二排中)和曾经教过的七一小学学生们

小学教导主任谈文革:造反派头头都有私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一所小学 学生们在校园里活动

世外桃源瞻顾哀

(注:文章标题引自丁文1969年冬所做的一首诗,原诗全文为:“‘文革’驿路春秋泪,‘世外桃源’瞻顾哀。天伦离散风云险,沧桑历尽无怨猜。”)

编者按:这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老教育工作者的口述,真实还原了在几十年险恶的政治风雨中寻求安全、自保的心路过程,可以视作中国占多数的中间人群痛苦中规避的代表性标本之一。这份带有历史质感的讲述,可有助于年轻的读者朋友从多元的角度了解极左时代蕴藏的深层次东西。

丁文,山东省益都人,1930年5月出生,1949年3月上高中二年级时参加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53年转业后,先后任二机部六局干部、青岛市二十四中学教师、青岛市教育局视导员。1961年至1969年在北京海军七一小学任教导主任、党支部书记 。后任北京甘家口街道办事处革委会文教主任、石油化工部科学研究院政工组干部、教育部政教司及师范司处长。1986年3月离休。

◎讲述/丁文 采访/谭璐

“包庇”写反标的学生

1960年7月,海军某科研单位的雷政委病情危重,调我的老伴儿苏萍来北京接手雷政委的工作,我这个军嫂也跟着来到北京。海军接手我的档案后没往我的原单位转送,而是决定分配到海军七一小学,担任教导处主任。

我到来之前,七一小学突发了严重的乱班现象,说18个班乱了9个,是海军大院中一条不小的传闻。后来发现乱的9个班,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孩子饿。我去听课,坐在教室后面,孩子肚子咕噜咕噜叫都能听得见。小孩肚子饿了就坐不住了,下午第一节课上完了,下边根本上不下去。下午就不能要求孩子再正儿八经上课了,就组织一些活动,舞蹈啊,唱唱歌啊。

度荒中,大院某楼门洞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保卫部干部抽调作业本,分析后锁定一个孩子,是在耿毅班的。我们三人找来学生,孩子很快就承认了事实,说我天天吃不饱,饿得慌不好受的时候,我去写了。孩子也知道错误严重,吓得直哭。此时,耿毅反应比我快多了,当着三个人的面问学生:你家长知道吗?学生说:都不知道,我不敢告诉爸爸。耿说:我们也不会告诉你家长的,你也应知道这有多重要,一旦你家长知道,他就得向领导报告,不能包庇自己的儿子呀!这样,组织就会处理你爸爸是怎么把儿子教成这样的。事情是你干的,现在老师知道了,有责任帮助教育你改正好,你首先得保密,做到除咱们四人之外,再不要对任何人讲了。

后来,保卫干事跟我说,这位耿老师还真行,咱们都没想到当面向孩子交待保密要求,不然,孩子回家向家长一坦白,家长就得去报告,我们就得去立案,就是一个大案,会有很多人牵扯进来,对大院政治影响和孩子改正错误都不利。

到这个学生毕业时,怎么给他写评语耿毅颇费了一番脑筋,来找我研究。如果什么都不写,一旦孩子到中学交待了,我们难脱其咎,于是就写一句“有时对自己要求不严,做过不应做的事”,万一将来追究起来,说那是保密的需要。我同意了。三年后,这位学生初中毕业时他的班主任和一位副校长来到七一小学问评语中那句话的解释,耿毅老师满脸茫然:“啊?还有这么句话?我不记得了。”

不久“文革”爆发,我就更加确信我们做对了。不然这孩子将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严酷的折磨,也会成为七一小学的重案。

后来“文革”发生了触目惊心的一切,才深深地感悟到那些细节有多可贵。多少年来我从来没在主任的层面上惩罚或处理过一个学生。与此同时,七一小学也没培养“尖子生”。当时有的学校根据学生父辈的业绩,给子女的教育上提供特殊的政治宠爱,评先进、树标兵、做典型,提倡学生时代成为出类拔萃、出人头地的“尖子生”。而我校鼓励老师,不看家长职位而一视同仁地施教授业。后来同在别的小学工作的同志都说,来的战斗队的红卫兵头头一般是原来的“尖子生”或者是“个别生”,“尖子生”就是从小受政治宠溺形成的人格特性,遇上政治风浪的纵容,就争当“英雄好汉”夺权接班;“个别生”在尴尬处境中养成了对社会、学校的逆反心态和仇视心理,借运动报复社会和老师。在“文革”全过程中,七一小学没有学生群体性的杀回来或与在校学生纠集起来,批斗老师,破坏学校设备,抢夺图书等现象发生。后来我听说能够像七一小学这般受到厚待的,全国也罕有。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进行甄别平反,学校赵彬书记想趁这机会把我档案里装的一份反右受批判的《决定》撤掉。他要我写一份《申请书》好撤销那份《决定》。我听了很感动,这份《决定》曾在青岛改变了我的人生行程,撤销了,以后再调动工作就好多了。

说起来,这份东西是在“鸣放”的时候意外“收获”的。当时我在复习功课,快要考大学了嘛。有人鸣放时,我没有做记录,事后也没有汇报。那个人被打成右派,我却因“丧失立场,与右派分子共鸣”,成了“中右”,被批了20多天。最后因为我并没有言论,给我按“走白专道路,与右派分子共鸣”算了一条错误,这个材料就在我档案里装着。

这回老伴苏萍一再强调,《决定》列举你在“反右”时的全部错误是“不做记录”、“没有汇报”两条,但是党内从来没有这种纪律规定,所以那是一份既指认你有错误,又没能给出处分的《决定》。这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带着它比带着《申请书》好,《申请书》将来证明你曾在“反右”中犯过错误,但不能证明错误的性质和分量,一旦遇到整人的地方,《申请书》将成为你的“自告状”,而《决定》则是事实的铁证,谁也拿你没有办法。这是在政治环境中自我保护的办法。为此我一直拖着不写《申请书》,估计后来赵书记也悟到了这一点,再没向我要《申请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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