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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声阉割史:官权力清洗80年代批判风骨

2011年04月02日10:48财新网-中国改革云也退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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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威权政治是戕害相声的罪魁,它毁掉了相声来之不易的青春。在从1989年到1992年这一段文艺“治理整顿”过后,原先电台、电视、晚会的主力笑星们,忽然连原创的能力都开始丧失了。

被扼住的咽喉

中国相声的命运在1949年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上世纪50年代,普天之下一切幽默的两大永恒题材——性与政治——被全面革出相声题材,而且,相声历来所观照的对象——社会现实——也成了不可任意批评的,人群分为敌友两方,是敌皆恶,是友皆善,再不可泛泛而论“坏骨头”了。休说不能碰领导人的话题,老演员们对自己所属的农民阶级也失去了嘲讽的权利,皆因农民是革命成功的有功之臣,他们身上粗鄙俚俗之处被禁止列为讥笑的对象。一场对“美丽新世界”的集体梦想,拖着浑身的禁令,丁零当啷地在掌声和鲜花中登场了。

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先生领导了那个按照 “专案组”习惯组建起来的“相声改革委员会”。侯先生是真诚地希望相声能走一条高雅的路线,被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高校人士所接受,所以,他把《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阴阳五行》等锤炼成无可逾越的经典,他上演郭荣起先生原创的《夜行记》,与孙玉奎、高方正等人合作的《全家福》《一贯道》《离婚前奏曲》展示其戏路之宽,更不用说《醉酒》这种对国外幽默潇洒自如的改编再现。

语言改革以后,如侯宝林所愿,相声一洗从旧社会泥泞里带出来的浊气,新创作的作品语言干净了,品格清爽了,但身上也被七七八八地贴满了政治膏药。在1965年出版的一本《新相声集》里,王素稔、王长友创作的《男女乒乓双冠军》剧本里有如下的台词,那时绝大多数的相声新作,都有类似的程度不一的生硬植入:

甲:中国乒乓队队员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通过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家运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看问题,大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兴集体主义,大扫个人主义和骄、娇二气;大学解放军,大学雷锋,大学大庆,大学大寨,大学……大学!

乙:什么叫大学大学呀?

甲:他们学得太多了,我也说不上来啦!

乙:好嘛!

甲:他们实行“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在思想、技术、战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才在这次世界锦标赛中间大获全胜!

乙:我这才大大地明白!

甲:明白了?!就说男子单打庄则栋对高桥浩那场球吧,就事先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加以分析,决定了取胜的战术,解除了思想顾虑才赢过来的!

乙:噢,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甲:庄则栋过去输过高桥浩三次,他都以为是输在吃发球上,所以,这次也有这种顾虑。经过大家分析,这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

两位作者绞尽脑汁,为夺取乒乓男女双冠一事寻找“理论联系实际”的证据,再如同从瓜皮上抓虱子一般挤出包袱。他们不曾料到,这种对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绝对效忠,在若干年后的听众眼里,本身就是个多么响亮的包袱。

上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极端主义也直接导致了1949年前的相声状况再也无法还原,那时以电影胶片、剧本手稿、录音磁带等形式承载的各种艺术资料都被损毁殆尽。中国人的美德和弱点,中国文化的光荣与缺失,日常生活中恼人的、可笑的荒谬,这些相声人最擅长的题材,在五六十年代都被弃置不用了。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放弃自己如鱼得水的领地,让政策、口号、应景的词句大量进入相声台词之中。

刘宝瑞先生反映新题材的相声的录音也被保存下来少许。在歌颂康藏公路建设者的《西行漫记》里,在揭批侵略者可耻下场的《寸步难行》里,我们听到了一位最优雅的名厨是如何被派去屠猪杀狗的。对于年年反这个反那个、备战备荒的中国人来说,刘宝瑞那种一步三摇的语调身段分明是明清士大夫文化的余孽,是迈着高门槛进出大宅子的人才能享用的节奏。他铜锣般的阴阳嗓是为相声而生的,但是,这面锣用作劳动号角太过别扭,想充当敲给帝国主义听的丧钟又满不合适。社会最终像剿灭封建士族文化一样扼杀了刘先生,没剩下一段可视资料,连照片都不留几张。听残缺的《君臣斗》,再读他的弟子殷文硕整理的全本,我们只能借助想象去追思刘先生这位被始乱终弃的悲情艺术家的风姿。

只有侯宝林有能力凌驾于意识形态规训之上。他的戏路更宽,调控节奏和激情的灵活性更强,既能原创又擅二度创作。他留下了一些涉及新题材的讽刺作品:批评单位职工不良嗜好的《跳舞迷》《打百分》、批评市民无社会公德的《夜行记》、批评父母教育子女漫不经心的《我是家长》陆续问世,更有嘲讽“铁老大”员工冷漠无人性的《南来北往》,嘲讽工厂玩忽职守的《新式马甲》,揭露“小三”现象的《离婚前奏曲》。《离婚前奏曲》尤为个中翘楚,在一个连“外遇”这样的词语都还没出现的时代,这个段子多多少少颠覆了“革命婚姻”的迷信,训诫它的听众:男人,不管他是每个毛孔都淌着脏血的资产阶级阔佬,还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都有同等几率不是好东西。

侯宝林竭平生所能,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才智去与恶化的环境角力。然而,日趋严肃的政治空气,使得艺术性幽默可以施展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人民当然还需要相声,需要发自内心的笑,于是,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大老艺人的并力栽培下,年轻的马季早早出师挑起了大梁,谨遵师嘱精研幽默,开掘应景题材,守护语言的纯净与美感(《找舅舅》《桃源新貌》之类皆如是)。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还是宣判了相声的死刑。作为语言类舞台艺术形式,相声不如歌舞、戏剧之类能够惟妙惟肖地“表演”出主政者的路线,图解他们为人民制定的革命方略;一段革命芭蕾还能保有最低限度的艺术性,而赤手空拳吃开口饭的相声演员则完全没有机会。“样板相声”一说没有出现,已经算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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