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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五七一工程”真相

2011年03月30日09:42解放日报舒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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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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