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历史频道 > 国史近代 > 正文

1929年陈独秀批评中央宣传“保卫苏联”

2011年03月22日11:01新华网张家康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陈独秀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

1929年陈独秀批评中央宣传“保卫苏联”

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共产国际对此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央立即响应,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甚至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如此宣传,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质疑,他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党在宣传上就“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如果仅仅以空洞的口号去回应群众,那是“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没有向群众讲明这样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的莫大灾难。”抛开“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无疑是“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在信中说:“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传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口号,一般的群众却未必可以接受。国民党正是拿最简便明了的口号“拥护中国”来和“拥护苏俄”相对立,群众肯定会选择“拥护中国”,如我们还在高喊“拥护苏俄”,那么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对新的中央还是有所期待和信任的,否则是不会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见。他还“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然而,他的期待、信任又能换回什么呢?中央很快对他的来信做出回复,非但不接受他善意的批评,反而对他上纲上线,说他的信是“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等等。8月11日,陈独秀再次致信中央,解释自己仅仅是提出中央“宣传方法的缺点”,并不反对原则上的“拥护苏联”,但是“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

————————————————————————

1929:陈独秀的知命之年

1929年,正是陈独秀的“知命之年”。此时,他早已被排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他的心中不免涌起悲凉的心绪。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与理想的驱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参会。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提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虽然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对“六大”却充满期待。他一再要求其他五位同志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陈独秀表示将继续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当然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态度。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陈独秀,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评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这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因此,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时,他明确表示拒绝。

中共“六大”后,陈独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央也未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闲暇无事时,他潜下心来从事文字学研究。此时,在中央机关虽然经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但是他与同志交流的话题,再也不是工作,而更多的是文字拼音问题。“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难道他真的就此冷清下去吗?不,他背的历史包袱,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一直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轰轰烈烈而又出生入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他于沉寂中思索,于冷清中寻觅,期待着有人来化解他心头的疑惑和忧惧。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开化,斗争也日益激烈。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就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其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更是直截了当:“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并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这一套说词,正是陈独秀常年郁闷于胸的一个难解的结,而他对托洛茨基理论的了解与认同,那还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六大”期间,一些留学苏联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会务工作之机,阅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互相传递。文章的论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尹宽和郑超麟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们常常在彭述之和汪泽楷家聚会,共同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对于托洛茨基思想的认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说:“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在一次次的讨论和辩难之后,陈独秀开始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更是迫不及待。

陈独秀终于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对托洛茨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难怪他高兴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从困惑迷茫中清醒,从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转化,而这一转化并非像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样“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

推荐微博:

注册微博
[责任编辑:xuchen]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