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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批延安舞会:同志们正倒在血泊中

2011年03月22日09:55新华网黄正林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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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实味批评的不是几个舞星,而是整个延安周末舞会:“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9~160页)。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4~5页)。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56页)。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梅剑:《延安秘事》(下),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4 月7日)。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温济泽:《回忆战斗的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2页)。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第178页)。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实味:《野百合花·前记》,《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0日)。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249页)。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8页)。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 180页)。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0 页)。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金希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甘肃省庆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87年印行,第43页)。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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