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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批延安舞会:同志们正倒在血泊中

2011年03月22日09:55新华网黄正林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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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实味批评的不是几个舞星,而是整个延安周末舞会:“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三、娱乐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L.Insun:《陕北的戏剧运动》,《西北特区特写》,出版社不详,根据编辑后记出版社时间应为1937年,第70~71、69页)。“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续约斋:《延安纪事》,《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八小时之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1页)。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陈俊岐:《延安轶事》,第128页)。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日〕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日本俘虏在延安》,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 ”(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6页)。“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07页)。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黄俊辉:《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0页)。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第42页)。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印行,第152~153页)。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黄俊耀:《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2页)。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41页)。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陕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西革命文化史料》(二),1992年印行,第21页)。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10页)。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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