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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批延安舞会:同志们正倒在血泊中

2011年03月22日09:55新华网黄正林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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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实味批评的不是几个舞星,而是整个延安周末舞会:“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王实味批延安舞会:同志们正倒在血泊中

资料图:王实味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日常生活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文章目录

一、边区的穿衣

(一)普通民众的穿衣

>>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民众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二、边区的吃饭

(一)老百姓的吃饭

>>抗战时期的边区,农村经济十分贫困,农村的饭食十分简单,基本特点是过节时稍微吃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

(二)党政机关的吃饭

>>抗战时期,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学校是供给制生活,吃饭以小米为主。按照规定,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 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 17.9万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这样的生活是当地的普通百姓无法相比的。

>>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政府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规定,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 ”。这些规定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在食物供应上的差别,也反映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与边区农民之间生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平时宣传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三、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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