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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曾加入过“湘江风雷”的哲学家

2011年03月21日11:07潇湘晨报[微博]撰文/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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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到长沙后,邓加入“湘江风雷”下面的山鹰派,募捐筹集了100多元“巨款”,办了一份知青报纸,被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开始”。报纸才出一期,“湘江风雷”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

邓晓芒:曾加入过“湘江风雷”的哲学家

2011年1月20日,岳麓书院。

邓晓芒:曾加入过“湘江风雷”的哲学家

武汉大学。资料图

[湖南永州江永县城潇浦镇白水村]

在月光下,跑到农民地里去偷菜,还偷过农民的猪

那一年,邓下放插队至湖南江永县白水公社(今江永县城潇浦镇白水村)下王生产队,开始了10年的知青生涯。这里位于湖南和广西交界处,都庞岭下的一片开阔地,距县城仅5公里,为该县的富庶之地。

和邓一起,被安排在一个生产队落户的有6个初中毕业生,3男3女,男的来自长沙市三中(明德),女的来自长沙市四中(周南),住在一户闲置的房屋里,左右各一间房,中间是堂屋,用凳子和木板在每间屋里架三张床,窗户一关,里面黑漆漆的。

6人中,由其中的一位女生负责煮饭,分大家的平均公分,其他5人皆下田干插秧、犁田等农活。他当初是打算从此一辈子呆在农村的,去江永的数千知青中,有的后来结婚生子,并在当地建房。下放后期,邓也开始考虑建房的问题,计算需要使用多少木料等材料。

邓从那时候就体现了骨子里的耐力,他的身体并不比其他人强壮,但干活非常卖力,和当地农民去广西,用大豆换稻种,挑80斤大豆去,50斤稻种回,100多里地一天来回。也许是邓内心的动力和韧劲的缘故,他比农民还先回,农民们第二天休息,邓仍可以坚持出工。

邓自称,他那时能挑200斤重量,而他的身体较瘦,人也不高,一直被饥饿伴随。但这些并不影响邓成为知青中劳动最积极的人,并因此在下放第三年加入共青团。

1967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事,在包括邓在内的所有知青中都值得记上一笔。之前,因为对文革中日渐恶化的形势担心,邓的母亲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母亲病危,速回。于是邓回到了长沙,发现是母亲的善意谎言,让他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但随着武斗的开始,邓愈发觉得自己要回江永了,他要“和革命同志战斗在一起”,于是强行离长返回江永。在永州冷水滩下火车后不久,他就遇到了铜山岭农场的几个“狂人”。当时交通已经中断,他们由一辆军车运送至江永,车停在武装部门口,他们一群人下车就进入武装部抢枪,抢了13挺轻机枪,还有各式长短枪,“子弹一箱一箱”。

这是响应中央文革小组号召的一次行动,“造反派要掌握武装,但我们也不知道掌握武装后干什么”。这次事件引起不小震动,当地的农民,知青们眼中的保守派,抢光了武装部剩余的武器,与知青形成对立。

邓并不是知青中的领头人物,但他说,他是第一个冲进武装部的。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和农民的对立。这次事件后,知青们想离开当地,回长沙参加“湘江风雷”。

由于道县发生了杀人事件,他们绕道广西,想走桂林回长沙。但在广西平乐县,遭到当地保守派拦截,要检查他们乘坐的两辆卡车,他们说“有枪不能查”,最后导致双方枪口对峙,相持不下,双方进行谈判。因为知青拥有的火力充足,对方也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只有“致以革命的敬礼”,让他们带着武器原路返回。

由于携带武器通行困难,最后他们把武器送给了平桂矿区的造反派工人。于是邓等知青经广西贺县、广东坪石,乘坐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走了11天才到长沙,这时衡阳等地已发生武斗。

到长沙后,邓加入了“湘江风雷”下面的山鹰派,募捐筹集了100多元“巨款”,办了一份知青报纸,被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开始”。这份报纸才出了一期,“湘江风雷”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报纸被没收,还要抓邓等人,邓跑到浏阳一个同学家躲了起来。后来平静了,才返回农村。

邓在办报过程中,开始反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觉得自己无论干什么,完全是按照上面的指示亦步亦趋,但“一会说我们是革命闯将,一会我们又是反革命”,“觉得自己太傻,差点把命都送了”。

于是邓决定学点理论,从此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些经典的著作读了五六遍,做了详细笔记,邓在阅读中锻炼了对深奥的西方哲学的适应能力。

邓在江永呆了6年,在后期,知青普遍开始走向堕落。当初美好的梦想归于幻灭,人们变得懒惰。邓曾经和知青们一起在月光下,跑到农民地里去偷菜,有的知青还偷农民的鸡,甚至偷农民的猪。有一次他们几个知青打死了农民的一头小猪,腌在坛子里慢慢吃,有一次被农民看见,他们谎称是吃麂子肉。

这些行为引起了农民反感,邓觉得自己应该独自深入到农民中,让他们不再把自己当外人,才能真正了解农民。于是他转到了父亲的祖籍地湖南耒阳三都公社(今耒阳市三都镇),在那里干了三年农活,得到农民首肯。后来又去浏阳插队一年,最后在病退潮中,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

[武汉]

武大很“荒野”,到处是刺蓬,树下有蘑菇

回到长沙后,已经长大成人的邓先是去土方队找工做。在土方队很赚钱,最多每天赚到过一百多元,但没时间看书,于是两年后又招工去了长沙水电安装公司做搬运工。这种厂内搬运工的活平均每天只用工作三四个小时,公司位于先锋厅,但经常要跟车外出,去长沙市或市郊装卸东西,工作之余,邓在别人打牌,讲笑话的时候,在一旁看书。

1977年恢复高考,但湖南省规定超过25岁不能参加,邓与之失之交臂。第二年,他直接报考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生,笔试和复试成绩均已通过,但对方派人来调查,发现邓的父母曾经是右派,于是落榜。第三年,父母右派改正,邓在长沙一个免费为学生辅导外语的老先生的帮助下,自学德语,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在武汉大学,邓开始了一生“最欢乐的时光”,他结识了易中天、杨小凯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一起唱歌、喝酒、讲笑话。邓不善喝酒,但有几首“保留曲目”表演,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知青熟悉的歌曲。

邓在武大先是住在桂园三舍,后来又搬到桂园五舍,搬了几个地方。80年代的武大校园堪称中国最美的校园,在邓的记忆中,那时的武大校园很“荒野”,路上铺了预制板,踩到路外边就是泥巴,山上到处是树,到处是刺蓬,树下有蘑菇。

邓曾经一手抱着女儿,一只手去找蘑菇,发现蘑菇后,就把女儿放下来,让她去摘蘑菇。山上有各种小昆虫,有蜻蜓、蟋蟀、金龟子、蜥蜴,他和女儿经常抓回家玩。刺蓬里还结满乌泡,“我就带着女儿去摘,我说你在路上,爸爸下去了哦,不要走哦,她就在旁边看着,隔一会儿喊一声”,“每次都会摘回去一大包,给这个尝那个尝”。

这时的邓是快乐的,享受着校园的幽静,也享受着天伦之乐。那时邓在武大居然有两处住宅,一处在东湖边,另一处在“36家”,是好友杨小凯出国后托付给他的,邓说,他可以拿着杨小凯的煤气卡每个月领一罐煤气,还有粮票、油票等,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住在“36家”,离菜市场很近,邓有时会去买菜,碰到熟人说“你还亲自来买菜啊”,邓说“我还亲自吃呢”。邓会做湖南菜,“但做得一般”,邓的父母都在北方生活过,并不像一般湖南人爱吃辣,邓一家人吃得清淡,早上吃馒头,中饭做一餐饭,晚上用剩菜下面吃。

邓的作息很规律,没有很多学者的加班熬夜的习惯。他在武大读研究生学的是西方哲学,研究康德和黑格尔,1987年被评为讲师,1988年被评为副教授,89年评为教授,93年成为哲学系年轻的三个博导之一,从1996年开始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和恩师杨祖陶先生合作,他翻译,杨校对。他的速度是“每天三千字”,他在辍学时期研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用,“马克思的句子本来就很长,康德的句子只是更长一点罢了”,他成为国内第一个从德国原文翻译康德的人,并获了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年邓晓芒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发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包括批判中国文学,谏言治理学术腐败,分析毒食品的文化根源等等。邓说,他一直就喜欢批判现实问题,只是近年媒体提供了更多平台而已。他坦言自己并不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学者,“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拍案而起,这些事情有一些人做”,他称自己主要想影响知识分子,“一个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知识分子”。

2009年,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邓从服务了近30年的武汉大学转会华中科技大学。去华中科技大学后,他去拜访了父亲的故旧、华中科技大学创始人朱九思先生。2011年,邓晓芒回长沙,在安排得很紧的日程中,去看望了80多岁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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