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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反对残酷 法律应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

2011年03月09日18:07腾讯绿色频道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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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反对残酷 法律应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

梁治平简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史、法律文化、法律与社会。主要著作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在边缘处思考》、《法治十年观察》等。

【访谈实录】

腾讯绿色:现在很多人呼吁取缔活熊取胆行业,杜绝这类行为,你对这种要求怎么看?

梁治平:活熊取胆的残酷性一望即知,社会公众对这种行为的厌恶和愤概,用古人的话说,发乎天良。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的要求,媒体应该严肃对待,相关政府机构更应当认真检讨现行政策,顺应民意,做出改变。其实,活熊取胆这件事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今天中国大陆动物恶劣生存境况的冰山一角,而直接造成这种情形的,除了动物保护教育方面的不足以外,制度不当,政策不利,法律缺失,都是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中国现有的动物受虐问题,政策、法律方面的改变不可缺少。

腾讯绿色“归真堂”事件中,活熊取胆的做法激起了公众义愤,但是“归真堂”却辩称自己是合法经营,您如何看待这种道德、法律、政策和公众反应之间的差异?

梁治平:“归真堂”作为一个企业,其身份是不是“合法”,这是一个问题;它从事活熊取胆活动,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另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就算这类企业身份“合法”,活熊取胆的行为决不能说是“合法”。首先,如果被取胆的黑熊有来自野外,那就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其次,假定没有这种情况,而现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活熊取胆,这种行为也决不是“合法”,最多只能说“不违法”。但它真的不违法吗?我非常怀疑。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除了伤及动物,也伤害公众的道德情感,有违善良风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后面这两条无疑是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的。至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活熊取胆或其他虐待动物的行为,那只是表明法律的不足,而决不意味着法律应当如此。因为不管这种行为是不是“不违法”,它肯定是不正当的!在这次“归真堂”事件中,我们看到,现行政策和法律与公众的道德直觉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让很多人产生法律认知上的困扰。他们很难想象,类似活熊取胆这种残忍行为居然是“合法”的。在这个事例里,法律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被削弱。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尽快立法,填补法律上的空白,而在完成立法工作之前,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也应该改变政策和以往的做法,尽快取缔类似活熊取胆这样的经营方式。

腾讯绿色现阶段需要制定“动物保护法”吗?为什么?

梁治平: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了三个问题:1,中国现在是否存在需要靠这部法律解决的问题;2,有效解决所述问题是否以制定这部法律为必要条件;3,现有法律是否足以满足社会需求。我们逐项来看。今天的中国,在野生动物之外,还有各个种类的饲养动物,牠们被用来满足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多种需求,其数量极为庞大。但是,牠们被用来满足的人类欲求,一部分是不当的,而牠们被使用的方式,经常是残酷的。比如活熊取胆;比如被活着剥去皮毛;被野蛮屠宰;被无故伤害和虐待;得不到必要的阳光、水、饮食、空间和休息;被强制训练做违反其天性的表演;受不必要的惊吓;被驱使相互搏斗供人娱乐;屠宰前被强行注水等等。这些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是大规模地发生,其严重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动物保护法正是为了防止、减少乃至消除这种情况而制定的。当然,只是制定一部动物保护法并不能达成这个目标,但若没有以这样的法律为基础的制度框架,要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又是不可能的。这部法律的主旨应当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尊重动物生命,保护牠们的基本利益,禁止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史上,这会是一部全新的法律。

腾讯绿色:“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加以合理利用的原则,这是否和保护野生动物福利的理念相违背?

梁治平: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第一条)其中并没有动物福利概念。换句话说,保护和促进动物福利并不是这部法律的目标。而在现实当中,这部法律的作用更多恐怕是减损而不是促进了动物福利。因为根据该法,野生动物并不是具有某种自足价值的生灵,而仅仅是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所谓保护和发展,都只是为了利用。就此而言,它更像是一部“野生动物利用法”。这部法律实际上为一些个人和机构以牺牲野生动物基本利益的方式利用野生动物开了方便之门。比如,活熊取胆就是在所谓“合理利用”的名目下被“合法化”的。支持活熊取胆的人说,这样做有利于保护野生熊。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夸大甚至神化熊胆的功效,不断扩大熊胆产品市场,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为类似“归真堂”这样的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使更多的黑熊遭到捕猎和虐待。

真正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把“保护”放在首位。如果“保护”是第一位的原则,“利用”就应该是一种例外。而如果“利用”是一种例外,就要为它设立更高更严格的标准。

一句话,要让《野生动物保护法》真正起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这部法律就应该从根本上改起,也就是:以保护为原则,以利用为例外。如果有了这个宗旨,法律的内容就要重新安排,执法人的观念也要加以调整。比如,现在这部法律只保护珍贵、珍惜野生动物,范围太狭;它把野生动物完全按照当下人的需要分成有益的和有害的等等,也太功利和狭隘;防止和处罚虐待野生动物行为的内容阙如;对野生动物消费环节无所规范。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如此不堪,跟这些是有关系的。

腾讯绿色:“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禁止从动物活体上摘取部分器官及衍生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单位、个人和组织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和动物时,必须采取预防动物伤害或者死亡的措施。在对动物及其生境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时,必须采取减少或消除此种伤害的措施。”这样的法律条款会不会对目前诸如养熊取胆业等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业产生影响?

梁治平:我很高兴看到有法律专家提出了动物保护法的建议稿,实际上,过去十几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动物保护理念的传播,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它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是我们现在着手制定动物保护法的一项重要条件。不过我也认为,这时候去讨论专家建议稿(而不是实际的法律或者法律草案)的某个条款对某个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还为时过早。现在需要讨论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活熊取胆的做法应否被明令禁止,我们的社会是否应当以尊重动物生命为一项重要的文明价值,是否应当据此制定专门法律,进而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护动物的基本利益,禁绝包括活熊取胆在内的所有不当伤害和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我们需要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然后再讨论立法的操作性和技术性问题。

有人提出立法最好循序渐进,先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同时针对不同种类动物制订单行法,以后再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考虑制订更具综合性的法律。这个思路很有建设性。立法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性和技巧性的活动,需要很多方面参与,也需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不但是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的意见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前面提到的那些保护动物的基本原则,比如尊重动物的生命,禁止虐待动物等等,贯彻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中去。(采访: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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