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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村庄:讲述我们自己的“饥饿经历”

2011年03月09日11:33看历史吴文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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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胡奶奶说的“伙食团”解散是1961年,当时遍及全国的“浮夸风”“盲干风”的“大跃进”恶果严重,死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饿过了”,老人们都这么说。

返回村庄:讲述我们自己的“饥饿经历”

吴文光。1956年10月生于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1978年,1982年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和拍摄记录片。

返回村庄:讲述我们自己的“饥饿经历”

记忆·2010海报

原载《看历史》杂志2011年第03期

数十万个村子中的某一个村子的某段历史,在这些老人作古之前能被影像记录下他们的讲述,无论讲述多少,无论笼统或细节,总胜过于零。

返回村子

我在云南,在去村子的路上。我去的是富民县款庄,离昆明六十多公里。出昆明城,往北,一条盘山公路延伸进山里,是绵延不尽的山。

“款庄公社蒣谷地大队”,我还是习惯用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名称。当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到这里,认识它时就是这个名字。那年是1974年,我18岁。

当然现在这个地名改了,叫款庄乡蒣谷地村。因为地处高山,云南的村子大部分属于散落,零零星星散落山坳中,俗称“羊拉屎村”。有些村名叫“独家村”或“三家村”,估计名字就是从居住的家户数目叫起的。猜想早先有人迁居到此,找个背山有水的地盘住下,以后家庭繁衍,子孙增多,脚下这个地盘无法容身,就到附近还是背山有水的地方盖房住下。岁岁月月,自然就成了这个样子。蒣谷地村也属于这种,蒣谷地村占的地盘大些,有几十户,就成了本地那些自然村的中心,算作一个行政村,以前的大队和现在的村委会所在地。我当年在这里的公社时期,车路也只到这里,唯一的小诊所和小商店(当时叫供销社)也在这里。

这个叫蒣谷地的地方有9个自然村。两座大山夹着一条河,河叫马过河,十几米宽,但湍急。这些自然村就在河的两岸坡地,相距不远,隔河可见对面村子的人、牲口。那边冒起炊烟,这边村子的人说:哦,高家开始做饭了。这些村子都有自己的名字,高家村、小白坡、教场坝、玉学山、回头山……这些名字多好听,和姓氏有关,和地势有关,或者与某个从前的典故有关。70年代我在这里当知青时,这些村子是大队属下的小队,也叫“一队”“二队”……真是难听,军队一样,那是解放后人民公社化的遗产。

我在这里待了四年,18岁到22岁,1978年离开的。当时恢复高考,借高考我离开了这里。离开后的这32年时间里,我有若干次回到这里,基本意思是,故地重返,怀旧,凭吊已逝的青春……这次不一样,是因为“饥饿计划”返回。我很高兴我还有一个跟我曾经的生活或成长有关系的村子可以返回,我很高兴我这次不像以前匆匆来去,最多住上一两夜,怀旧愿望满足后就撒腿离开,这次我可以借寻找老人寻找饥饿这个事,安静踏实地待下来。

■ 返回村子

我不慌不忙地在村里晃荡,和人打招呼,说近况,闲聊。我带着摄像机,一台索尼EX1R,还有硬盘。听老人讲从前的事,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意识流,60年代突然跳到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混在一起说。

夜晚,村里人睡得早,我一个人坐在住的院子里,发呆,瞎想,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想这个饥饿计划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想我在寻找老人寻找过去发生的事,是不是我也寻找自己,寻找现在或以后要走向何处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也想那些和我一样、此时正待在和自己有关系的某个村子的年轻人,他们找到些什么呢,不仅有关从前,也有关自己,个人的感慨或心得会是什么。

我很高兴自己也在返回的路上。终于,我不再只是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对“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坐而论道,我讨厌自己会变成那种只会高谈阔论的样子。我一个50年代生人,和在这条路上绝大多数80年代生人,相隔三十年上下的两代人,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没有“代沟”一起走。这条路是“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不知道,猜测不出来。我高兴的是,我自己也在这条路上,不管我行走的样子和情感如何,不管我的寻找过去和现在能有多大结果,总之我在路上了。我的前面和旁边有同行者,我眼前出现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有力量。

吃完早饭,我就在村子里晃荡,看见有老人的院子,打个招呼就进去。这些老人三十多年前我在这里的时候,都是三四十岁年纪,都是生了三四个或四五个孩子的人,这些孩子中都能找出我教过的学生。老人们见到我,光头,带着摄像机和三脚架,脸上都有吃惊的样子。他们当然认不出我是谁。我说,我就是原来在这里教书的那个吴老师。马上,老人说,哦,你是吴老师啊!冲茶递烟,坐下聊,家常话开始。家里多少人吃饭?娃娃多大啦?

家常话之后,很容易进入“过去”的话题,老人们是很容易就进入回忆的,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事远不如从前清晰。当然老人经常会时间记忆交错、重叠,有的老人半糊涂,或者严重耳背,问话要大声吼,甚至有时要凑到耳边说。还有,我和老人的对话得扔掉书面语,选择他们熟悉的语言和声音,有时我会夹上一句半句当地口音(该地口音和昆明口音不一样),我还得用他们常用的专有词,比如,不能说“大跃进”,要说“大协作”(当时本地人把“大跃进”说成“大协作”);不能说“饥饿时期”,要说“吃食堂”或“吃伙食团”;包括“饥饿”这个词他们也听不懂,要说“肚子饿的时候”。好在我是农民中混过来的人,不难找到他们的说话方式。

我和老人们说,我现在是作家,要找老人“摆古”(讲从前的事)。我这样说是说对了一半我的工作,另外更多的当然没法详细说。这些老人,他们从来没有疑问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做了干什么用,也从来没有害怕谈这个事,或者拒绝。只是等我准备要正式开始拍摄采访时,要让他们坐到光线和背景都适合的位置,有些老人会说:我讲不来话啊。讲话害羞啊。但都会马上挪到镜头前,双手摆在膝上,准备照相的样子。我确实也带了相机,每个老人我都给他们拍了些照片,他们应该很少拍照,更很少单独拍照。这些老人的脸,黑黝,皱纹如沟。通常话说,老树皮一样;文雅地说,一脸沧桑;诗意地说,藏着多少岁月的秘密。拍照时我脑子里蹦出个念头:我现在拍的这些老人的脸,还有其他人拍的,集中一起,100个,是不是可以搞个“100个饥饿者肖像”的展览或者是图片装置?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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