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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晚年坚持“万斤亩”科学推算正确

2011年03月07日13:00南方周末[微博]叶永烈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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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钱学森并未道歉。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因此,他在1993年又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本文历史图片均由叶永烈先生搜集、提供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1958年10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钱学森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

钱学森“亩产万斤”公案:报社编辑移花接木

钱永钢教授提供的钱学森保存的5份关于“万斤亩”文章的剪报

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编者按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

□叶永烈

我最近出版的65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过大量的史实,“用事实说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钱学森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异常感人的;第二,钱学森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总策划”、“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做出了关键性的、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采访中,在火箭、导弹专业方面,我几乎没有听到对于钱学森的任何非议。钱学森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然而,钱学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点,是知识广博的表现,也是他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体现。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只要翻一翻《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就不难发现,钱学森晚年对三峡工程,对数学哲学,对嫁接技术,对文物收藏,对牛肉面与洋快餐……都有兴趣,而且在通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术》一书,则收录了钱学森关于哲学、思维、美学、音乐、建筑、园林等等诸多方面的文章。

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然而,专家毕竟只是在专业范围之内的行家里手。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种种见解,有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受到抨击最多的,莫过于1958年的“万斤亩”公案,几乎成了钱学森第一大“罪状”。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刘健、王胜春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一文,就这样写道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就连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表的《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这么写道

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BradleyPerret显然是夸大其词。

2009年3月28日,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以上这几篇文章,都还算“客气”。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在“万斤亩”问题上钱学森备受批评以至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请读一读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须知,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中的话,可见当时的“万斤亩”浪潮是何等的壮观。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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