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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没有肃反运动,刘志丹就不会死

2011年02月17日11:14同舟共进温相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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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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