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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没有肃反运动,刘志丹就不会死

2011年02月17日11:14同舟共进温相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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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肃反”先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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