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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坚信民主必将战胜专制独裁

2011年02月16日11:14大洋网胡飞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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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陈独秀虽不想再和国共双方有什么关系,但他并没有退出政治,他仍旧关心着政治,并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何资深编辑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最后见解”中。

陈独秀晚年:坚信民主必将战胜专制独裁

原载《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陈独秀虽不想再和国共双方有什么关系,但他并没有退出政治,他仍旧关心着政治,并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何资深编辑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最后见解”中。这些见解主要包括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和前途问题等方面。它的具体内容是

第一,认为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而是“超时代”的,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的,是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他的民主概念是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民主主义必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必将实现。这和他以前提倡民主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是有区别、有进步的。

第二,民主是人民“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产物,是人民斗争的产物。而且近代民主制的内涵比古代民主思想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要广。

第三,认为反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现在的苏俄,不是有了斯大林而产生独裁,而是其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第四,他认为大战中不能迅速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最好的前途。“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并幻想如果“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

陈独秀的这些理论,首先就遭到在上海的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他们之间的一场持续不断的论争。不过由于当时的托派不见容于国人,他们的争论只是在书信中传递,并没有公开。倒是陈独秀公开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由于散布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而该文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政府认为其不利于“对苏外交”,指令中国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注意检扣,因而陈的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刊登。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不过此文刊登后,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关于他的争论就永远地留给了后人,他自己终于可以不再与闻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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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重庆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巨大贡献,他一直担任了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他本人也因为革命而先后四次被捕,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5日。这一次,他在狱中被关了4年零10个月又8天,直到1937年8月23日才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去了武汉,但武汉的生活却也不如意,加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因而他决定举家迁往重庆。

陈独秀先雇船把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及儿媳送往重庆,后来又把大姐一家人送走,自己直到1938年7月2日才与妻子潘兰珍和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他的老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和高语罕等前往重庆朝天门码头迎接。并由周钦岳把陈独秀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重庆山多雾重,夏天相当闷热,这对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相当难受,而他的妻子也因初到没有适应而中暑,这更令他不安。再加上日本飞机又连连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令他心神不安。另外,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他虽早已被开除出共产党,但仍不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些使得他相当郁闷,甚至有时怀念监狱不愁吃喝、不用漂泊的生活。

正当他在山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信中邓仲纯诚恳地邀请陈独秀去江津居住,并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有这么一个热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因此,1938年8月3日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搭乘“民惠”号,溯江而上,满怀期望地来到江津。

在江津码头,早已等候在此的好友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人,一见陈独秀到来,即上前迎接握手。相互寒暄之后,陈独秀将潘兰珍——介绍给诸位好友。随后一行人即前往邓家。这样多的人走在一起,尤其是潘兰珍还搀扶着陈独秀走(陈潘二人当时相差30多岁),难免引来路人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对着老夫少妻难免指手画脚、议论纷纷。而这一切,却偏偏让迎候在门前的邓仲纯之妻看在眼底,使得她陡生厌恶之情;她认为老夫娶少妻乃是伤风败俗之事,所以不愿让他们住进家门。因此,就在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陪同下,有说有笑地走到家门口时,邓妻却给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这令善良朴实的邓仲纯十分尴尬,但他又是个惧内的人,一时却也没有办法。陈独秀此时也是十分狼狈,在他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写到:“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不过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临时住了下来。随后又搬到郭家公馆;暂时安顿下来。这些令这位曾见过大风大浪的风云人物也不禁感叹“出门之难如此”。

由于生活艰苦和环境的不适应,陈独秀发病并住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此时的邓妻也来照顾陈独秀。邓仲纯乘机劝说其妻。经过一番思想工作,邓妻终于同意让陈独秀搬进邓家住。这样陈独秀总算安顿下来了,虽然是寄人篱下,但总比漂泊好。但矛盾仍未解决,在又一次大矛盾爆发之后,陈独秀最终决定搬家,迁居至鹤山坪杨庆余家中。这其中的缘由还是陈独秀对杨庆余祖父杨鲁承所编撰的《皇清经典》感兴趣,而杨庆余正想找个名人来整理祖父的遗著。两下正好合意,于是杨庆余就把陈独秀请到家中来帮助整理文稿,而陈也正好有个落脚之地。正是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自己凄凉的晚年。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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