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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试验的科学

2011年02月11日11:13人民网周正章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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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群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试验的科学。

  作者:周正章 来源:《同舟共进》

  苏俄并未给其人民带去理想的生活,相反却制造了无数苦难,这竟是睿智的陶行知曾隐隐料到,却无从知道的——因他既未见其隆盛兴起,也未见其轰天裂地的倒塌。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违背陶行知提出的“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的铁律,都会或早或迟地受到应有惩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参加四川教育出版社《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工作,忝任理论卷主编。当时,对于陶行知两篇涉及马克思、列宁的文章是否收入全集,颇有争议。迄今回想起来,旧事似乎仍有重提的必要。

  当时陶研界有这样的观点,颇占上风。他们根据周恩来称陶行知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评语,认为应仿效鲁迅的例子,对陶以教育战线上一面共产主义者的旗帜待之。出于共产主义比民主主义崇高的初衷,他们不赞同收入这两篇文章,认为一旦收入,则有损于陶行知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主观上为贤者讳,“全集”不“全”的现象已多有发生,屡遭垢病,不应再重复这个错误了。据我所知,《鲁迅全集》就没有发生“削足适履”的现象。况且,评价与资料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事属弹性;资料则不可以随意更动或增删,事属刚性。

  争论的结果,笔者的意见被采纳,这两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还是收入了《陶行知全集》。但主事人大概出于“平衡”与“求稳”的考量,对《读列宁传》的注释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陶行知是实证主义创始人杜威的学生,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有三位著名的留美学生:陶行知、陈鹤琴和胡适,分别是中等教育、幼儿教育、高等教育的大教育家。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导入苏俄式社会主义后的岁月里,虽在社会上有所谓政治立场的“左、中、右”(毛泽东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此为“阶级斗争”预设的人群划分法)之分,但教育思想上都继承了杜威的实证主义。

  引起争议的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陶行知作于1931年的《读列宁传》,另一篇是1928年关于“改造社会”的一件提案,文章不长,分录如下:

  (一)读《列宁传》

  ……他所定的教育,意在使人不能超过当日政府所许的知识和教育。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里的百姓们,便不会受太多的知识所激动的反省的危险。列宁一方面攻打不识字,一方面却压制自由科学……列宁对于民众求知的自由是不肯放心。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我读了这段话,不能没有抗议。当时随手写了几句不平鸣,现在给它发表出来吧:

  民愚不可用,

  大声发其聋,

  将明惧难制,

  忽欲闭其聪。

  好比乡下亲家婆,

  又要送礼又眼红。

  本文注释:“本篇原载1931年10月22日《申报?自由谈》,是著者读了《列宁与甘地》一书中的《列宁传》后写的,引文见该书第二十章。《列宁与甘地》,孚勒普?密勒著,伍光建译,1931年6月上海华通书局再版。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二)请大学院呈国民政府,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俟有结果再行从事推广以收大同之效案

  理由

  【一】 现今科学昌明,以求真知,一草一木、一虫一菌之微,我们都知道要运用试验,一求真知。独把笼罩渗透人生一切政治经济活动,竟挥之试验范围之外,诚属最大之憾事!

  【二】 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群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试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试验的科学。吴稚晖先生说中国行“共产主义”还要二百年,行“无政府主义”还要二千年。中国政治是不是这样演进,他老人家这话是否正确,也非实验不可。

  【三】 无论在什么社会,总有几种主张同时要求实现。与其任他秘密进行,防不胜防,不如让他在一定范围之内,公开实验。

  【四】 现在政治家,大则以世界为试验品,小则以一国为试验品,不但人民牺牲太大,而且主持的人能发不能收。倒不如先行小试,较有把握。

  【五】 我们既可划出东交民巷为各国公使行使他国主权之所,何不可以划出几个小小的试验社会,给社会科学家去实地试验人类进化的现象,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

  【六】 政治社会活动,不是标举几个主张便算了事。理想能否实验,全靠方法。方法是一面实验、一面发现的东西,决不是凭空可以造得出来的。

  ……

  本文注释:“本案大会决议保留,保留意见为:‘不在教育范围之内,留供内政部推行自治制之参考’。”原载《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丁编【附录】》。(《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主事者在审稿时,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加注了“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一句,大概是出于为陶氏“开脱”所运用的春秋笔法罢。无非是向读者表明,因为原作者孚勒普?密勒的误导,陶氏才会发出这错误的“抗议”之声。

  “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这句陶氏的精彩比喻,深中肯綮,为苏俄教育的实质画下极传神的一笔,让人经久难忘。传承苏俄教育体制的中国教育,1949年后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长期实施“但求普及,不求提高”的文化政策等,始终陷于“急功近利”的沼泽地。(时下,则是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难以自拔,甚至出现了令人深长思之的“钱学森之问”。)

  苏俄式社会主义是否承传了沙俄时代的教育思想的衣钵?即“培养上帝和沙皇的忠实臣民”,“不应该让平民受太多的教育,因为等到他们懂得跟我们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服从我们了”。(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对此似乎无须细考,这里只要指出列宁的好友、大文豪高尔基编辑的《新生活报》,因为坚持不懈地为文化与教育辩护,并为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伸张正义,竟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围剿与查禁,迫使高氏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点就可以知道。

  苏俄并未给其人民带去理想的生活,相反却制造了无数苦难,这竟是睿智的陶行知曾隐隐料到,却无从知道的——因他既未见其隆盛兴起,也未见其轰天裂地的倒塌。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违背陶行知提出的“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的铁律,都会或早或迟地受到应有惩罚。

  另外,陶行知这二文还可互证,自有渊源,并非突发奇想。

  在第二篇关于“改造社会”的“提案”中,陶行知确实显示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深思”与“多虑”。他认为:“现在政治家,大则以世界为试验品,小则以一国为试验品,不但人民牺牲太大,而且主持的人能发不能收。倒不如先行小试,较有把握。”这一见识无疑是清醒而深刻的。他意识到若不经过“实验室”的检验,而对政治策略贸然大规模广泛实行之,必会导致“人民牺牲太大”的局面。果不其然,20世纪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并未“先行小试”,就以莫斯科为策源地,席卷了广袤的欧亚大地,跨国越界,“大试”了起来,所造成的牺牲不幸为陶氏所言中。倘若“小试成功”,允许自由选择,民意至上,合法认定,不断调适,逐步推开,何至于此呢?

  陶氏还说:“政治社会活动,不是标举几个主张便算了事。理想能否实验,全靠方法。方法是一面实验、一面发现的东西,决不是凭空可以造得出来的。”陶氏在80多年前就已指出的这一思想方法,与今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出一辙。由此看来,陶行知堪称“思想家的思想家”!

  但笔者认为,陶行知亦“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之嫌,因为他仅从实证主义出发,而忽视了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有其规律性的一面。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兴起、强盛、衰亡,并非仅是某个或某些圣贤豪杰“奇思异想”的结果,而是它本身适应了某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的“历史愿望”和“历史诉求”,并在诸多社会力量各自表达利益追求的碰撞中,由“平行四边形运动”所产生的“对角线合力”的结果——这个由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记忆”进行有积极意义的思考,从而避免流于片面性。

  然而陶行知当年的思考,并不因岁月的磨损而稍减分毫。

[责任编辑:ry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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