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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政府向居民发放现金红包 还富于民

2011年01月27日11:10时代周报吴晓蕾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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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下午,谭美香表情严肃,站在澳门中华广场地下的银行自动柜员机前操作了差不多十分钟,让后面排队的人们有些不耐烦。直到看见屏幕上终于显示出了几行数字,谭美香才露出笑容。

谭美香今年73岁,早年随子女从大陆移居到澳门,在退休之前,她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的她一个人住在黑沙环的小公寓里,每个月可以从澳门政府领取大约1700澳门元的社保金。但由于物价飞涨,她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再过不到一周,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这就像政府给我们派了一个大红包过年!”谭美香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帕把银行卡包好放进手提袋。

一周之前,澳门特区发布新闻公报,称澳门特区政府将从1月18日起陆续发放2011年现金分享计划,所有于2010年12月31日前持有有效或可续期的澳门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可获得特区政府发放的现金款项,每名澳门永久性居民可获发澳门币4000元,非永久性居民获发澳门币2400元。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澳门同样经历了物价飞涨的一年,但红包与历年相比不升反降,使得民众对澳门式红包颇有怨言,而这种用现金一次性返还的澳门式还富于民的方式,能否在内地移植也引发诸多猜想。

澳门式“红包大礼”

在往来澳门关闸和各大赌场之间的“发财车”上,在街头巷尾的茶餐厅里,人们除了对“赌王”何鸿燊家最新上演的现实版“溏心风暴”大加感慨之外,最为热门的话题便当属如何花掉这“从天而降”的4000元。

相对冷静一些的人,是杨俊昌。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研究暨计划厅的一名技术员,从上周开始,每天下午,他都要到政府临时租赁的中华广场一楼AJ铺办公室上班—这里正是澳门2011年度现金分享计划的现金分享发放辅助中心。

杨俊昌的主要工作,是与财政局的同事一起,带领着几名大学生共同应对市民针对这次政府“派红包”的各种咨询,或者协助市民更改邮寄地址。对于这样的工作,杨俊昌显得轻车熟路。“四年了,我们都越来越有经验。”

事实上,从2008年为了“舒缓高通胀压力”开始,澳门政府第一次推出这样的现金分享计划。按照时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的说法,就是“为了进一步向居民分享经济成果以及对抗金融海啸而带来的压力和冲击”。然而,尽管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但随着通胀率的再度抬头,一年一度的现金分享计划却被澳门政府保留了下来,到今年恰好是第四年。对于澳门永久性居民来说,政府已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向他们派发了5000元、6000元和6000元的“红包”,而对于非永久居民来说,这一金额也分别达到3000元、3600元和3600元。

杨俊昌所在的现金分享发放辅助中心则是每年临时为协助现金分享计划而特别设立的,以处理及协助有需要的居民解决收取款项问题及提供查询等服务。

“我还记得2008年7月1日我们中心第一次正式运作的时候,还是在塔石广场商业中心,当时因为市民对现金分享计划感到很新鲜,又担心自己会收不到钱,所以来咨询的人特别多,我们都忙得团团转。”杨俊昌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现在三年已过,各项工作都进行得越来越顺了,因此中心的办公地点也从塔石广场搬到了中华广场,办公场地租得越来越小,人手也在逐年削减。“只不过,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政府派红包刚好赶上了农历新年。”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和去年相比,每个人的‘红包’少了2000元,这样一来,我们家四口人就一共少了8000元,我妈妈就不太高兴啦!”25岁的大学生曾爱玲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虽然每年派的钱对于别的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家,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年提前发不是因为通胀厉害,而是因为钱比以前少了,要平息民愤,所以赶在过年前发了,过年拿红包嘛!”曾爱玲撇了一下嘴角,“可是过年的话,很多东西也都会涨价。”

无法移植的“红包”

对于内地地方政府能否引进类似澳门红包的财政反哺方式,早在2008年初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汽车集团信息产业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邢普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在当时他所提交的一份名为《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中,他建议政府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并用了三个理由来阐释每人发放1000元的好处:“可以舒缓通货膨胀带来的民怨;能去除行业游说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偏袒受益;还能劫富救穷。”

2008年7月,受到澳门政府第一次派红包的启发,为缓解持续上涨的物价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东莞市政府决定给自己城市里面的低收入人群每人分发1000元的临时性生活补贴。然而,由于在受惠人群中出现了“低保边缘户”的概念,因此,谁有资格领取这样的一笔补贴就成了问题。最后,尽管东莞市政府付出了过亿元的代价,却事与愿违,引发了一场“红包风波”。

“事实上,并不是说还富于民的思路不好,而是东莞的人口结构比较复杂,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不太现实的。”提起那场风波,澳门特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何海明显得记忆犹新。不久前,他在一次与东莞有关部门座谈的时候还和对方说起过这件事。在他看来,由于东莞的外来人口占大多数,假如东莞政府向市民派发购物券,效果可能会更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对症下药。”

“比如说澳门的现金分享计划,它本身就是特别针对澳门本地设计的。”何海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在时代周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都对记者表示,澳门的特殊性首先就在于它丰富的公共财政。

据澳门财政局2010年底公布的当年1月至10月的公共财政数据来看,澳门1-10月政府的总收入为626.4亿澳门元。但是,在这10个月之间,澳门政府的总开支为270.3亿澳门元,财政结余356亿。因此,对于如此庞大的财政盈余来说,共计约23.4亿澳门元的“现金分享计划”似乎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从澳门财政局处了解到,尽管在制定每年具体发放标准时,政府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但当年的财政收入和澳门的维生指数是最重要的两个参考指标。至于非永久居民的标准,则相对固定,是永久性居民的60%。

具体到“红包”的发放安排上,澳门政府也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例如,对于长期领取澳门特区政府发放款项(如领取津贴、援助金、奖学/助学金等)人士、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人员以及抚恤金受领人,由于他们已经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了银行账户信息,因此,采取的是自动转账的方式发放款项;而对于一般居民,则会按年龄层划分,分十周的批次收到澳门特区政府以邮寄方式寄送的划线支票,即年长者优先。

“其实这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第一年的时候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时间表。而年纪大的人的确对早点收到钱会比较安心。”杨俊昌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内地地方政府确实没有财政结余分红的现实土壤。”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说,对比澳门,内地地方政府不仅很少有财政结余,更存在财政体制上的问题。“即便是有结余,也没有普惠的意识,没有让大家共享财政增长的想法。”

我们需要怎样的红包?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继续推行现金分享计划当然是协助市民舒缓高通胀压力的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短期的舒胀行为,我们更加需要思考的是,是不是能制定一个更加长远的长效机制呢?”何海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的确,长远来说,要让市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未必一定要用现金分享这样一种粗放型的方式,每年派发几千元给市民,对于弱势家庭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他们的脱贫,还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贫困状态。”澳门时评人士、政法学会会长何伟添也对何海明的看法表示赞同。

由于澳门政府已连续四年向市民派发现金,由此产生的“部分市民由此变得懒惰”等副作用也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而今年红包金额不升反降的情况,更引来部分市民的一片骂声。

“因此,虽然派红包的行为在短期内是对市民对抗通胀的一个有效举措,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可以有长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加大退休金的保证,建立公积金计划,又比如将工资水平与CPI增幅相挂钩等。”何海明还向时代周报记者举例说,去年起澳门社会保障基金建立起了中央储蓄制度,政府向每位22岁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注资一万元,今年还将继续注资六千元,直到65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后像谭美香这样的退休老人,如果每个月只有1700元左右的收入肯定是不够的,这样的中央储蓄制度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与内地相比,澳门的福利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这些做法在内地还是难以实行的,因为澳门太小了,人又比较少,是一个微型社会,因此内地无法对澳门的做法进行复制。”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不过,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都应该真真正正为自己的公民多考虑一下、多谋一些福利,这样总不会错的。”

本报记者 吴晓蕾 见习记者 王丽榕 发自澳门、广州

[责任编辑:sean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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