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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谈抗拆:“我就希望大家自私”

2011年01月14日10:12南方新闻网陈一鸣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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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崔永元谈抗拆:“我就希望大家自私”

崔永元相信文学的力量能够塑造人格,李承鹏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磨铁/供图/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崔永元谈抗拆:“我就希望大家自私”

于建嵘、洪晃、郑渊洁等人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李可乐抗拆记》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有种文学叫‘拆那’”。 (磨铁/供图/图)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在草地上。

崔永元: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现的。

南方周末: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南方周末: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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