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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成新追求

2011年01月06日10:59新周刊潘滨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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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成新追求

新周刊封面:乐,自由,我。

从“我要快乐”到“我可以快乐”

乐·自由·我

你快乐吗?

在新年第一期,在国民幸福指数成为新追求的今天,我们阅读快乐。

我们重温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的快乐之道,关注快乐给开心网、乐水行、电视、摄影、联想、软饮料和诸多商业带来的生产力,也聆听郑渊洁、孟非、董路、宁财神、王子文、姚晨的快乐宣言。

“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关乎自由。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快乐才持久和深邃,而非傻乐。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盲从和伪信。

乐自由你,快乐生活人人要,“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何力语)。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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