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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管杀妻是因为软弱?

2010年12月30日10:33南方新闻网陈乐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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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只想她,如果活不了,又何必去受这个苦。我只想她有尊严地离开,能够完完整整地离开,

“拔管杀妻”文裕章获缓刑后首次面对媒体,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拔管杀妻是因为软弱?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文裕章多次痛哭。 南都记者 高贵彬 摄

前天傍晚,在深圳坂田文家的别墅中,南都记者见到了拔管杀妻案的主角:文裕章。一审被判缓刑后,他已经回家十几天。与记者交谈时,他显得腼腆内向、不善言辞,两手不时互相绞扭,与之前邻居同事谈到的对他的印象一模一样。

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毕业,熟读刑法,在别人的眼中,应当是一个理性、冷静、擅长分析的人。但近两年前,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中,他的举动让世人震惊——— 他一手环着妻子胡菁的头,一手拔去她身上的呼吸机管、生命监测仪管线,医护人员上前阻拦,但他力气奇大,不肯放开妻子。直到十分钟后,即使使用呼吸机,也无法再恢复妻子的心跳。

这完全颠倒了邻居对他的印象,也颠覆了人们对一个法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前天傍晚,他接受了南都的独家专访,讲述拔管前后的心理状况。

他爱不爱妻子?

南都:能说说跟胡菁之间的事吗?

文:我跟她相识相恋十多年了,是1994年我读大二时候认识的。结婚10年,1994年相识。当初就是开开玩笑啊,因为我们都是隔壁班的。上下楼啊,有时打个招呼,慢慢就这样沟通起来。

南都:拔管之前你们是否有矛盾?

文:没有矛盾,一直都挺好。

南都:你的岳母肖桂莲跟我们讲,你们有的时候会吵架?

文:两夫妻小吵架肯定是有的。但是很快就会解决,如果是我错,我会主动向她道歉。就算是她错,我也会跟她认错,不管怎样,我都会先主动的。我跟她感情很好的,平时都在一起,经常出去玩。

南都:事情到现在,你回头再想的话,你会后悔认识胡菁,然后有这么一段恋情?

文:不会。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跟她在一起是很幸福的,我们结了婚,生了小孩。

他有没有“第三者”?

南都:你在外面上班,她做全职主妇,她会不会害怕你在外面有人?

文:在外面有人?不会,我白天上班,晚上也在家里。也没有到处去。

南都:岳母说你因为第三者拔管?

文:(苦笑)这个完全是误会,我跟张小姐(胡家口中的第三者)是同事关系。因为拆迁工作而认识,因为经常沟通,在一个办公室嘛,有很多情况,我都要向她了解一下。

南都:检察官在庭上说,你跟张小姐之间有暖昧短信来往?

文:那只是开开玩笑,我们挺谈得来的,没有其他意思。比如说,你今天穿得衣服很好看啊,今天很帅啊,这样,开开玩笑。我说你今天好美哦,就是开开玩笑。那时候我老婆在医院,有的时候可能通话时间比较长一点,出于关心。她可能是出于同事的关心,鼓励我勇敢去面对。

南都:她现在人在哪里?

文:现在我不知道。

南都:胡家一直觉得是有第三者因素在里面,促使你去拔管,也是当初刺激胡菁昏迷的一个因素?

文:误会了,完全不是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跟张小姐曾经认识三个来月,不可能因此三个来月放弃我老婆十多年的感情。

南都:检察官讲到胡菁在医院时,你跟张小姐在万象城地下车库见过面?

文:当时我一直都在医院,吃饭也吃不下。她出于同事的关心,买了面包,叫我去拿。就是这样的,出于一种关心。

他如何面对妻子家人?

南都:现在跟胡家关系怎么样?

文:现在我过去跟岳母谈过了两次,跪在地上求她原谅。她也原谅了我。我还跟她谈如何处理妻子遗体的事情,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

南都:岳母同意火化遗体吗?

文:谈过两次,还是存在障碍吧,他们的意思就是想先把财产的事情处理好,再谈这个事情。

南都:她要求继承1000万的遗产,你怎么看这个要求?

文:我的财产都是留给子女的,如果她怕以后出现变故,两个孩子得不到遗产,我可以先做一个财产鉴定,确定孩子的财产继承权。

他为何会“拔管”?

南都:如果事情重来一次,你还会那么作出之前的那个选择吗?

文:我现在是什么事情都想通了,在里面两年了,以后做事情不会这么冲动了,要顾及亲人的想法,顾及到后果。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好。只是当时事情太突然,真的是接受不了,那几天,我一直待在医院,精神近乎崩溃。

南都:处于绝望的状态?

文:在我老婆被抢救的时候,医生说我老婆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说她植物人的条件都达不到。每次去问医生,我都希望医生给我一个好消息,医生每次让我很失望。每次去看她,她身上插满管子,我心里很心痛,每次都哭得很厉害……

南都:医生的意思是胡菁已经脑死亡?

文:他没有确定,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从家里送她去医院时,她已经昏迷,瞳孔放大。医生说她呼吸心跳停止超过半个小时,已经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经过抢救,有了心跳,但是没有自主呼吸,到当天晚上送到市二院,当场医生也是说病情危重,下了第一张病危通知书。

南都:医生有没有向你提过建议,对胡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文:医生给她换了血,洗了肾。有心跳,我的想法也是要极力抢救。医生也明白我们的意思,有一线希望我们不会放弃。

南都:拔管当天上午,你去见过医生,医生说了什么呢?

文:医生说我老婆要做一个开喉手术,说要家属签名,说有后遗症,会引起肺部感染,肺衰竭,肝衰竭。当时我老婆的姐姐也在场。我考虑了一下,还是签了。但是我还想了一下,我父亲也是这种情况,跟我老婆也很相像,当时我父亲也在家里,倒地处于昏迷状态,送到医院,也是心跳停,经过抢救,恢复了呼吸,我老婆情况更糟糕。我父亲做了开喉手术后,第二天离开人世,各脏器功能衰竭。

南都:你是担心割开喉咙没有效果,反而让胡菁多受痛苦?

文: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下午3点钟我又去探望,进去看到她还是那种状况,医生说没有好转。我跟她说话,跟她谈家里的事,说小孩很想她,需要她,希望能够唤醒她,结果还是没有反应。还是处于深昏迷状态,那时候想到父亲的事情,心里很痛心,好好一个人,一下子变成这样,一下子接受不了,如果真要做这个手术,也是治不了根(哭),即使做了,也不会好转,又何必去做。我……只想她,如果活不了,又何必去受这个苦。我只想她有尊严地离开,能够完完整整地离开,不要受这个皮肉之苦。当时我没有跟我家里人沟通。我是太冲动。如果(哭)我能跟我家里人沟通,跟医生沟通,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这么做,是太冲动,太不理智了(哭)。

南都:拔管的念头是在胡菁床前说话时才产生的?

文:是,当时想着医生跟我说的那些话,想着成为植物人的条件都达不到,希望不大。这些信息让我很失望。

南都:之前有想过放弃治这个念头吗?

文:没有,确实没有。

南都:你学过刑法,应该知道这事的严重性。

文:是,但事情真正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处理事情的角度、方法都不同。我处理这个事情是很不妥当,很不理智的,但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想着她能够有尊严地离开,不要再受这个罪。如果做了这个手术,还是离开,还要等到生理上各功能都衰竭的话,我会更心痛。我并不是想到要去害她,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害人的想法。

南都:但是你的这个说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文:事情发生时,每个人去处理的角度,去处理的方法都不同。可以说我是软弱的一个,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处理好。

南都:你说的软弱是指什么?

文:遇到问题,解决不了,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

他妻子为何突然昏迷?

南都:在拔管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她当初是怎么会摔倒,怎么会陷入昏迷?你难道就不想从她身上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吗?

文:(哭)因为过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跟她在一起。因为之前工作很忙,(哭)都没有怎么陪她。在出事前两天,我们去海边连续玩了两天,我们在那里踩单车,在沙滩上玩,玩得很开心。也许是因为她平时没有多做运动,回来路上就说胸闷,不舒服,想吐。

当晚老婆出事时,她在楼下,我在阁楼上。我听到“咚”的一响,我就喊她名字,没有听到反应,也没在意,因为那天是正月十五,外面的鞭炮声很响。后来我不经意往底下一看,发现她躺在地上,我马上跑下来,发现她脸色都是很青的,喊她也没有反应,就马上给她做心压,做人工呼吸,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东西(哭),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我就喊我岳母上来,她上来见到胡菁这个样子,就一起做心压,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

南都:到医院前她呼吸都是停止的?

文:那个时候,我没有留意她的呼吸心跳,没有刻意去注意这个问题。反正就是没有知觉了。

南都:你岳母跟我们讲,当时上楼见你在一边,是她而不是你给胡菁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

文:难道我会这样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吗?作为我老婆,相爱20多年的妻子,我难道会这样对她?

南都:在拔管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她倒地的原因?为什么呼吸停止?

文:当时没有想得那么多,因为觉得这样倒地,是属于意外,也是出于自身的疾病。因为她以前经常跟我说头晕、胸闷、头痛。

岳母说法

“他不是为爱拔管,他没有悔罪表现”

12月9日,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文裕章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2月14日,受害人胡菁的母亲肖桂莲向市检察院递交了抗诉申请。

在申请中,肖桂莲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文裕章杀人的动机是“出于不想让被害人胡菁忍受痛苦”,认定的主要依据是文裕章本人的供述以及护士阮某的证言。

而庭审中,市检察院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自2008年11月19日到2009年2月16日文裕章被羁押之前,他和女子张某频繁联系,并经常深夜通话,其中2008年12月17日,两人通话达17次之多;2009年1月26日,两人互通短信达50条之多。公诉人在庭上也指责文裕章与张某短信内容“极其暧昧”。

文裕章在胡菁病后住院仅仅一个星期就痛下毒手,拔去胡菁身上的医疗设备,并阻止医护人员继续施救,其杀人意愿非常强烈。因此,一审法院对文裕章杀人动机认定有误、重罪轻判。

肖桂莲还认为,一审法院以文裕章愿意全额赔偿为由,认定文裕章具有悔罪表现并从轻处罚,是错误的。事实上,文裕章从开庭到庭后委托律师谈判,从未愿意全额赔偿。双方律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赔偿金额是20余万元,大大低于诉讼请求,以后又增加到40余万元。后来是文裕章及其家属为使文裕章获得较轻的处罚,迫不得已才同意全额赔偿。文裕章全额赔偿并非心甘情愿。

采写:南都记者 陈乐伟

(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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