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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我们的2010

2010年12月24日17:11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谢九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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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干预主义VS自由主义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主要分为四个流派。

一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任,充分相信政府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虽然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三是充分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只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介入市场,这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四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干预市场,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从历史上看,除了奥地利学派外,其余三种思想都曾经主导过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离开了自由市场经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经济社会有其自然的商业周期,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在经过短暂剧烈的调整之后,市场经济将会自己终结危机,政府的干预只是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即使有些能够取得成功,这也是人为破坏了资源的自然配置,带来的短期繁荣不可持续,当货币回归常态时,意味着繁荣结束,衰退开始,而有些国家的干预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使衰退变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大萧条。

作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显得有些过于极端,所以也就很难被政府所接受,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存在。如果说奥地利学派对于现实经济产生过一些实际影响,那可能是作为哈耶克的“粉丝”,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私有化改革时吸收过其思想。尽管奥地利学派在现实中不如凯恩斯主义等实用,但是如果看看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通胀麻烦,以及美国和日本还在衰退的泥沼中挣扎,不得不承认奥地利学派还是有其相当强的预见性的,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

一个时代所处的经济背景,决定了一个时代对某个经济学派的需求。因为商业周期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屡屡爆发经济危机,这也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人们选择最多的理论,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而当危机消失之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凯恩斯主义也就转而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

凯恩斯主义命运的浮沉,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风向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凯恩斯在和哈耶克的论战中大获全胜,使得后者放弃经济学领域转而投向政治学,20世纪前半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盛行政府干预主义,但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迎来大规模的滞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开始走下神坛并被人们抛弃。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开始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在这一时期,自由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当时的经济学领袖。而随着2008年再次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重新开始回归大政府,凯恩斯主义也就再度归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恢复,凯恩斯主义的光环也将再次消失。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几经兴衰,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的政府干预只在市场失灵时短期有效,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无益处,当经济增长恢复常态,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回归小政府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刺激计划的退出之年,可算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退出的不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的有形之手更需要功成身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此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把金融危机后的大政府角色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坐标下,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将更加清晰。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10多年时间内,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还相当浓厚,政府对经济运行依然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国有企业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应对市场的活力,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使得国有成分在中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

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长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真正转折点。这次《决定》提出了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且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自此,政府开始逐渐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政府不仅减少了干预经济的活动,还缩小了对经济的所有权,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渐退出。尤其在1998年左右,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中央政府开始启动大规模改革,在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执行“抓大放小”的方针。进入21世纪之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转而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如此简单回顾,可以清晰看出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清晰轨迹,这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的制度红利。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条转型的轨迹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国退民进”也有退化成“国进民退”的趋势,一些竞争性行业开始出现了更多国企央企的身影,比如巨额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在政府主导下收购了盈利良好的民企日照钢铁。央企纷纷开辟房地产副业,并且频频创下天价地王,即使国资委三令五申要求退出,但仍有70多家央企没有完成退出。如果把这一轮政府干预放在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上来看,虽然是金融危机下的无奈选择,但在事实上还是一次向计划时代的倒退。

2011年,中国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会如何改善?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2011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六项任务,其中第一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并没有过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更多是在增长和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当政府不再以经济增速为第一要务,对于经济的干预也会相应减少。

对于政府的具体职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划,“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十二五’开局之年,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这几件实事具体体现为:要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府的核心职能从来都是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以此来看,明年的政府职能正在逐渐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意。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总量越大,增长的难度也越大,在低处的果实收获完毕之后,摘取树顶高处果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责任编辑:black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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