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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我们的2010

2010年12月24日17:11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谢九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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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胜利的幻觉

由于政府力量较为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使得一些政府部门产生出一种胜利幻觉,认为行政力量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能,即使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过去,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常态,但是行政力量依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比从前更热衷干预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有关部门在本轮物价上涨中扮演的家长角色。

今年11月份,我国的CPI涨幅达到5.1%,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关于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还是过去几年释放了过多的流动性所致。从银行新增信贷规模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6和2007年,我国的新增信贷为3.2万亿和3.6万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至今年前11月,我国新增信贷迅速膨胀到4.8万亿、9.6万亿和7.5万亿元;金融机构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之多显而易见。如果从稍专业一些的角度看,以广义货币M2、GDP和CPI的关系来分析,通常情况下,M2增速扣除GDP和CPI增速后,剩余值小于3为较为合理的货币投放水平,如果剩余值过大,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没有被实体经济吸收,将会带来通货膨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2003年,我国的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3~2007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最近两年的货币投放之多可见一斑。当实体经济无法消化如此多的货币,通货膨胀自然随之而来。

客观而言,过去两年积极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复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带来的物价上涨也是必须承受的后遗症之一。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追索谁制造了今天的通胀,而在于通胀形成后该以怎样的方式化解。为了应对本轮物价上涨,一些政府部门延续了金融危机时刻的家长风格,米袋子和菜篮子的责任再次交到了省长和市长之手,而不是市场之手。

今年11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重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虽然这样举措的初衷是维护民生,但一旦菜篮子、米袋子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控制物价演变成政治任务后,对于具体落实的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必然选择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物价,短期而言,自然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调节。比如福州市强行规定大白菜1.3元、上海青1.5元、空心菜1元、豆芽菜1元;昆明市对米线、面条、饵丝等大众餐饮食品和粮食、食用油、肉、蛋、牛奶、散装米线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制度,提高价格时须提前10个工作日向“发改委”申报,未经批准不得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销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制度,价格调整时须在价格调整前48小时内向发改委报告调价情况及调价理由。

这种简单的行政管制虽然能在短期内抑制物价,但在压制了合理的涨价要求后,随后必将迎来报复性上涨。政府应该尽量减少配置资源的活动,而是交于市场之手,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于,当政府掌握了过多配置资源的特权,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还有,过多的干预还会带来行政成本的提高。

不仅是地方政府,一些部委也有类似行为。国家发改委近期下发了一份《做好2011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11年产运需衔接中,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在我国“市场煤”和“计划电”的格局下,长期弱势的电力行业的确需要更多支持,但绝不应该是这种回归计划时代的限价保护,而是应该对电价进行市场化改革。扭曲的电力价格不仅关系到煤炭和电力这两个行业,也关系到众多下游行业的合理资源配置,比如过低的电价相当于鼓励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的发展。这并不是发改委第一次对电煤进行限价,从历史来看,发改委对于电煤限价的效果并不理想,煤炭企业往往通过降低合同煤的供应量,甚至降低煤炭品质等予以应对,使得煤炭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最后导致大面积的拉闸限电。而在限价结束之后,煤炭价格通常都会迎来更猛烈的上涨。

本轮物价上涨除了流动性过剩和部分游资炒作因素外,供给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业涨价有其合理诉求。如果合理的涨价要求被行政压制,企业的成本压力无法转移,必然会陷入亏损的局面,如果企业大面积减产,也就会带动物价更快上涨。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媒体关于“食用油厂家停产”的争执,预示了行政限价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行政限价很少收到过显著成效。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曾经实施过较大范围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求“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6种重要商品须进行提价申报和(或)调价备案”。这一“临时”价格干预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才正式解除,发改委宣布停止对相关商品的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工作,由经营者自主定价。而当时的行政限价也并没有起到显著效果,在限价的11个月内,前6个月的CPI水平一直处于7%以上,直到金融危机在下半年全面升级,我国GDP增速迅速降温,CPI指数才开始走低,在发改委解除限价的当月,CPI指数已经跌至1.2%,两个月之后跌至-1.6%,通胀压力很快变成通缩。

本轮物价上涨的势头虽然较快,但和2008年曾经创下的8.7%的CPI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通胀局势并没有失控,还有足够的市场化手段来控制通胀预期。比如紧缩货币供应、增加市场供给、适度的人民币升值等,远远未到大规模行政干预的时候,过多过早的行政干预,反而可能会恶化通胀局势。另外,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指数也会随之下降,如果现在对物价控制过紧,将来经济减速之后,反而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2009年的通缩就是例证。

管不住的房价

如果将2010年称为“史上最强的地产调控年”,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政府在这一年针对房地产调控手段之多之严,超过房地产市场发展12年来的任何一年。但最终调控的效果如何?在年底可以做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

今年4月中旬,国务院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等。除了信贷手段之外,更有限制外地人购房等行政色彩浓厚的措施。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地产调控一样,政策出台后,短期内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很多购房人士陷入观望,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迅速下降。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房价没有出现下跌,但是房租却迅速上涨,一些暂时买不起房的低收入人群反而成为此次地产调控的受损者。随着房地产开始进入传统“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房地产市场重新出现量价齐升的势头,接近年底时反弹势头更加明显。从成交量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2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9.8%,11月当月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5%,环比10月份增长9.0%。从成交价格来看,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其中一线城市的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市,11月份全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3%,二手住宅交易价格上涨3.9%。

如果以1998年作为中国房地产的起点,至今正好是12年。在过去的12年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之密集,与实际收效之微形成鲜明反差,房地产市场更是成为民怨沸腾之地,其中关键因素不在于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

房地产调控失败并不在于调控手段不当等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定位的不明确,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对自身在房地产市场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不明确。其实,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标志着中国的房改正式启动。《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三个层次”。

但随着房地产成为重要经济支柱,后来的发展明显偏离了房改的初衷。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确认了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明确提出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1998年房改之初原本计划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至今所占比重只有5%左右,而商品房所占比重超过90%。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已经注定了今后房价调控的难度。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障房建设,而不是去调控商品房市场。因为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到底是多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多调控,反而有可能误伤真实需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政府与其在商品房市场做一些无用的调控,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障房的建设上。当保障房市场形成足够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供给来拉低商品房价格,即使不能拉低商品房价格,当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大都通过保障房市场得到解决时,即使商品房价格再高,也不会成为很严重的民生问题。但以我国目前保障房仅有5%的比例来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算得上低水平国家。

由于从保障房建设中获取的收益甚微,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对于保障房建设大都敷衍了事。今年11月份,审计署公布了全国19个省市2007至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房审计调查结果,审计发现,6个城市和4个县共计2.16亿元的廉租房保障资金被套取挪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个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时足额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2007~2009年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由于保障房比例过低,导致90%的居民都通过商品房市场来实现住房需求,商品房价格自然也就只涨不跌了。

一个可喜变化是,在行政调控屡屡失效后,近期政府的重点开始明显向保障房倾斜,在今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提出明年对房地产调控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这大概是近年来首次将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相提并论,意味着今后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将有重大转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住建部日前向各地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将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比2010年的580万套提高了72%,比2009年的320万套提高了213%。如果按照我国城镇人口6亿人来看,1000万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7%,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保障房的覆盖比例将更高。

以这样的力度发展,才意味着保障房可以真正和商品房形成房地产市场的双体系,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不过,对于具体承接保障房任务的地方政府而言,在一年内完成1000万套还有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资金来源,对地方政府都是不小的考验。如果不顾地方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而强行摊派,最终也可能会使保障房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比如地点太偏、质量太劣等,使得保障房出现大面积空置。

[责任编辑:black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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