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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我们的2010

2010年12月24日17:11三联生活周刊[微博]谢九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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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胀”——我们的2010

赶来的购房者。

“胀”——我们的2010

世博工人。

“胀”——我们的2010

买房。

“胀”——我们的2010

车市。

大政府的崛起与瘦身

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主笔◎谢九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回落后迅速探底回升。与经济复苏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大到房地产小到蔬菜价格,无一不是涨字当头。

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各种物价上涨,很多人归咎于过去两年政府为救市而采取的超常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果关系固然是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指责多少有失公允。作为全球范围内复苏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价格上涨,其实不过是快速复苏所必须承受的必然代价。经济学的选择从来都是两难,如果过去两年没有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或许可以避免今天的通胀困局,但跷跷板的另一端则将是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时,以行政手段代替失灵的市场机制,大政府的作用显然是利大于弊。

不过,随着危机逐渐散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恢复活力,当初在金融危机下体量迅速膨胀的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市场本身,而不是将危机时刻的大政府角色,延续为市场经济的常态。比如近期有关部门的行政限价、对于房地产市场过多的调控,以及煤炭、航空等领域的国进民退……政府体量在危机之后继续膨胀,干预市场的热情依然高涨,这对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大政府的崛起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不仅对全球经济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黯然失色,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姓社姓资,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政府的崛起都势不可挡。

大政府的回归自然伴随着巨大争议,但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杀伤力之强超出人们的预期,争议之声才开始逐渐平息。即使是在历来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人们最终也意识到政府在危急时刻的不可或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雷曼兄弟倒闭之时。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市场人士对于美国政府的市场救助行为多是批评之声,当美国放弃拯救雷曼兄弟而任其倒闭,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之大,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力之强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市场人士由此又开始转而批评美国政府放弃雷曼兄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自雷曼兄弟之后,美国政府几乎逢难必救,甚至成为AIG集团、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的大股东,对于一个信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体积如此膨胀,这在危机之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宣称要适时“退出”,但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政策依然没有断奶,无论是第二轮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还是刚刚通过的8500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美国政府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市场的各个领域,避免经济的二次探底。

与美国政府最初介入市场的举棋不定相比,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救市没有丝毫犹豫,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万亿元计划刺激下,中国经济仅仅出现了短暂下滑就很快探底回升。2009年1季度,国内的GDP增速降至6.1%的冰点,仅仅在1年后,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迅速恢复到11.9%。从单季度看,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好水平,当时2007年二季度的GDP增速达到11.9%,创下12年的单季最高纪录。

假设当初中国政府没有通过行政救市,而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情景?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后,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经济的背景——雷曼兄弟在2008年10月破产后,金融危机迅速升级,并且蔓延到实体经济。2008年11月,中国的出口额突然从上月的同比增长19%降为负增长2%,是过去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在中国过去的GDP构成中,净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二成。也正是在这个月,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此作为开始,中国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拳。

在海外市场需求疲软之际,中国的出口额继续大幅下滑,外需急剧萎缩,不仅如此,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也迅速降温,2009年一季度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4.1%,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一数字超过30%。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不言而喻。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修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保障房等,以政府消费弥补外需的不足,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了社会动荡。二是对多个行业采取了鼓励消费的措施,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利率七折优惠贷款利率、调整营业税征收时间,汽车市场的购置税优惠,家电市场的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等,充分调动民间的消费积极性。

这两件事情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制造经理人指数(PMI)很敏感地捕捉到了经济重新活跃的气息。2008年11月的PMI指数跌至38.8的新低,仅仅在4个月后,就重新回到了标志制造业荣枯的分界线50之上。2009年3月,PMI指数达到52.4,至今再也没有回到50以下。2010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回到11.9%的高点,这样的增速是在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取得,也就是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需,在11.9%的增长中,投资贡献6.9个百分点,占比58%,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4.1%迅速上升至35.1%。消费贡献6.2个百分点,占比52%;净出口贡献-1.2个百分点,占比-10%。由此可见,在外需疲软的背景下,如果不是通过政府创造出大量的内需,中国的GDP增速还将在底部徘徊,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回顶峰。

除了财政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不过也为今天的通胀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政府刺激政策的争议之处。2009年的新增信贷数量高达9.6万亿元,同比2008年增长接近翻番,2010年前11月的新增信贷也高达7.45万亿元。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失去的10年内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政府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鼻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由于经济复苏无望,市场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日本企业即使在零利率,也就是信贷成本为零的背景下,也不愿意向银行借贷,进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今天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走日本的老路。对中国经济而言,所幸的是央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没有陷入无人借贷的困境,而是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black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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