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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中国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

2010年12月21日08:54文化纵横顾昕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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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慈善事业要取得大发展,必须开展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到底有没有乐善好施的传统?

慈善事业的专业化

慈善的专业化则是另一个大问题。中国富豪并不乏乐善好施之人,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现有的慈善组织,尤其不相信行政化、官僚化的公立社会服务机构。因此,他们不愿意将善款交给这样的组织。他们宁可放下自己的商业专长,亲自投身于慈善活动,甚至自行设立无法顺利降生的慈善组织。专业化的发展不足必定导致公益教育的发展不足。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非营利部门的行政化和国有化有关。当公立机构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处于主宰甚至垄断地位时,良性竞争必然缺失,专业化也就无从良性发展。

实际上,专业化是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其实,无论何种事业,只要其制度架构高度成熟,那么专业化必定能促进这项事业的大发展。大家都知道,如果人人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的社会才能兴旺发达。这样的常识说起来谁都认同,但在中国,很多常识就是不能转化为现实。近来,李连杰等大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大力呼吁,中国公益的未来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专业的公益培训和教育体系,只有专业化的人才才能带领中国公益事业走向可持续性发展。这些呼吁本身就证明,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在中国还远没有上路。

除了现行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之外,在中国普遍盛行的道德主义思维定势,抑制了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例如,很多人极为偏执地认定,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们就应该“奉献”,说白了,就是不能拿高薪。白衣天使要365天都当天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好365天都当义工。很多人认同专业化并大声呼吁专业化,但是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绝大多数专业人士唯有在能够获得与其市场价值相称的待遇时方能提供与其专业能力相称的服务。说白了,专业人士是要挣钱的。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无论这些大学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是要拿高薪的。医生更是如此,而且其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大学教授。要想获得良好的服务,必须仰赖高水平的专业人士,而要想让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源源不断地涌现,那就必须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使他们能够以体面的方式赚取与其能力培养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其能力的稀缺程度相适应的收入。与之相对应,很多社会公益性组织也是要收费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权威萨拉蒙(LesterM. Salamon)教授曾经发现,在诸多国家中,非营利性组织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收费,其次是来自政府的合同款或补贴,再次才是捐款,其比重也就一成多一点儿。如果指望主要依靠国家补贴或者社会捐款,社会公益事业恐怕就无法取得应有的发展。

既然这样,很多所谓“社会公益事业”走向市场化甚至产业化,也就毫不稀奇。实际上,非营利组织本身之间的竞争,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市场竞争并无二致。换言之,市场机制的存在和运行,在所谓“非营利经济”中是完全正常的;在不少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甚至也同营利性组织展开市场竞争。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开始聘用在这个部门原本极为少见的MBA毕业生,而一些商学院也专门面向非营利性组织开设MBA课程。非营利性组织招聘公司中的专业人才,已经成为常态。

然而,在中国,当人们不加分析地将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当成“过街老鼠”进行批判的时候,慈善事业的专业化以及非营利性组织间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就随着“伪市场化”的脏水被泼掉了。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主义口水将有关真伪市场化的分析都淹没之时,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公益领域中去行政化努力的日益孱弱,行政化趋势的日渐强化乃至泛滥,最终掉入“行政性商业化”的泥潭。很多宣称自己具有公益性的公立机构,不论是在医疗、教育还是其他社会服务领域,其典型的行为就是政府的钱也要,市场的钱也捞。当这类公立机构的垄断性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很小的地步时,无论是心怀某种使命的专业人士,还是富豪们的爱心善款,都无法找到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场所。

因此,中国慈善事业要发展,必须超越道德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

朱健刚

2008年全民参与汶川地震救灾捐款引发了中国人的慈善“井喷”现象。而在这之后,富人慈善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不但有陈光标、曹德旺、陈树发屡屡的大额捐赠之举,而且更多的企业家和财富人士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全国主要以财富人士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2010年预计将达到1000家,大有和官办为主体的公募基金会数目相当的趋势。当媒体正刻意地凸显巴比晚宴困局的时候,事实上,慈善界自身却已经掀起富人慈善的风潮。虽然全民慈善的主张也同样风生水起,但是著名慈善界人士,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从原来的平民慈善的积极主张者转为今年有意强调富人慈善,不能不说是这种潮流的典型反应。2010年中国首届慈善百人会,更是确定了支持富人慈善的基调。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开始热衷慈善?这显然不能片面从西方社会所谓“财富原罪救赎”的观念出发来理解,事实上,中国富人的慈善动因丰富而多元,这也正应和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价值。因此我们的分析更应该基于实际的范例来理解财富人士多样化的慈善动机及其在他们的慈善实践背后的文化动力。

乡土慈善的传统

对于许多财富人士,尤其是类似广东、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主,他们的慈善动因和中国的慈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那就是通过“积德行善来求得生意或者生活上的福报”。中国的许多财富人士并未忘记好人好报这一古训,因此,在财富积累之后,他们常常要对自己的家族、朋友,社区里的乡亲、邻居和宗教庙宇等捐款资助,以求福报,同时对社区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也常常出手支持,希望以此获得熟人社会的支持。这种基于熟人关系的乡土慈善传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富人慈善最经常的方式。

随着受媒体的影响加深以及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类社区慈善行为也可能会扩展到一些远离自己社区,甚至完全陌生的灾难发生地区和贫困地区,但是慈善行为模式仍然是相似的,比如中国首善陈光标就喜欢直接将红包发到他所资助的社区每一个受助人手上,其做法仍然类似于他对自己社区的支持方式。传媒的作用,可以让这些陌生之地对富人产生亲近感,甚至会有将受助者当作自己模拟血亲的体验。可以说这种灾难或者贫困捐助恰是乡土慈善传统的现代投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慈善行为虽然大量存在,却很难被统计进民政部的数据,于是中国富人慈善捐助所占GDP的比例在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中似乎要远远小于美国。其实美国的富人慈善大量是依赖可以统计的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量富人的慈善行为并不经过国内官办的100多家慈善募捐机构。因此只占GDP0.1%的数据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民间慈善的资金规模。这类“隐性慈善”同样也被颇有传媒影响力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所忽略。它的调查指出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业务,但是正如虞志秋的研究所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大量的“隐性”慈善捐赠行为,大量的直接捐赠因为没有能够统计而被忽略。这些隐性捐赠包括修桥建路,修建宗祠、寺庙,老人协会的助老经费等。(虞志秋:《对于民营企业“隐性”慈善捐赠现象的分析》,《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年)

当我们讨论中国富人慈善的动因时,这种“做善事求福报”的乡土慈善传统值得我们首先加以重视。

慈善的利益动因

基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慈善同样成为中国富人进行慈善行为的动力。这里主要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慈善消费主义,二是作为企业战略的慈善。

慈善消费主义是笔者观察到的第二种富人慈善动因。随着财富的增长,如何消费财富成了很多富人头疼的问题。满足感官享乐欲望的消费在一定时期的膨胀之后很快让财富人士感到厌倦,并且在意识到这种消费如果过度,会给自己带来身体健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声望上潜在的破坏和危害以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消费方式。一种追求健康快乐、环境友好以及文化品位提升的消费观在富人群体中兴起,慈善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消费主义中成为富人重要的消费方式。对他们来说,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可以让自己体验感动,舒缓心情,获得尊重,建立友谊,因此看到慈善行为带来的这么多益处,他们会在自己用于消费的财富中调整支出比例,力图在慈善消费中,得到从其他消费行为中很难得到的精神上的快乐。例如著名的国际中产阶级慈善团队——狮子会在中国的兴起,正回应了这种慈善消费主义的兴起。富人在参与这个团体的慈善活动,通过出钱、出力、出心和出席会议,来体验付出,享受感恩,建立朋友支持网络,通过慈善消费,收获自己生活中的不一样的快乐。

与此相对应的,将慈善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以谋求更高利润是富人现代慈善的另一种重要动因。很多富人在现代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逐渐将慈善纳入自身的市场营销体制之中。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中国企业家将做慈善视为建立地方政府信任以谋求获取投资方便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有企业家力图通过慈善来合法避税甚至洗钱。但是在最近的五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将慈善视为自身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不但一些外资企业将慈善作为公共事务部门的重要投资导向,而且很多企业家都力图通过慈善来树立企业品牌,培训员工团队,建设社区关系。慈善被看作是企业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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