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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

2010年12月27日15:26南方新闻网王年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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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亚 传奇之魅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

陈维亚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张晴 发自北京

陈维亚出现在国家大剧院。他要为这座酷似“鸟蛋”的恢宏建筑落成三周年排一部舞剧。

原创舞剧的上演,不光是国家大剧院的第一次,也是东方歌舞团成立五十多年的第一次。后者被圈内视作舞蹈演出国家队,陈维亚出任艺术总监。这次演出对陈维亚的意义,不亚于令他扬名的奥运会、亚运会开闭幕式。他始终承认自己的终极意义仍是一位舞者。11月28日,广州亚运会闭幕式结束的第二天,陈维亚就赶回了北京。

见面的时候,他穿一件户外夹克,一双耐克鞋,充满动感。办公室里高高悬挂着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的聘书,装裱得很华丽,玻璃门的把手上,挂满了各色运动会场馆的出入证件。体育场成了这些年来他最熟悉的舞台。

这些天,很多人都在问他同一个问题:你对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打多少分?事实上,中国的官方媒体早已给出了标准答案——“完美无缺”。陈维亚笑了两声,他说从来没想过去给自己的作品打分,也从来不去使用“完美”这样的词语,因为“艺术做到极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它必须也必然留有缺憾和余地。这样,才会有下一次,和再下一次。”

他现在的兴奋点完全在舞剧。做一部舞剧的难度不小,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他偏爱传奇。在他的代表作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讲述的是有关东方古国“和”的传奇,广州亚运会演绎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传奇。这一次,他选中的传奇,是生于七百多年前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充满着争议。陈维亚觉得,恰恰是争议和不确定,足以支撑起《马可·波罗》的艺术空间。

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水”和“船”成为最大的亮点,为整场演出的视觉加分不少。陈维亚准备把这些亮点延续:“亚运会开幕式是一艘大船‘走出去’,而《马可·波罗》则是乘着大船‘走进来’。一来一去正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对话。”

陈维亚觉得,对话着实是件好事情。艺术的对话双方,并不一味是所谓的“高层次”、“高素质”,普罗大众的加入,会让艺术更有张力。他至今记得2000年《大梦敦煌》在兰州大剧院上演,连犄角旮旯都站满了观众。他选择在过道上铺开一张报纸,和很多人挤在一起看完演出。“那种感觉和身边都是西装革履的高端观众,完全不同。”

亚运舞台不是实验剧场

人物周刊:您对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评价是“近乎完美”,却又强调“从不用‘完美’来描述自己的作品”。

陈维亚:其实我是说整个运行团队做到了最好,做到了完美,他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但是我心里清楚,艺术创作能说完美和顶峰吗?这个道理,艺术家都该明白,除非他装糊涂。亚运会开闭幕式想要完美这个桂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艺术的完美永远是远处的光芒,你能感受到光芒的照射,但你触摸不到它,你只能永远去追赶,去求索。

人物周刊: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是一部公共作品,作为艺术家,您如何平衡自己的艺术理想和普通观众的喜好?

陈维亚:艺术追求和老百姓喜欢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品质和价值的问题。品质就是艺术,价值就是能不能卖钱,有没有市场。我心中永远有这么一条线——要去平衡艺术本身和观众愿望。我们当然会有一味追求理想的冲动,但是反过来想,你能不管观众吗?如果你不管他们,你就失去根基了。广州亚运会花了多少个亿,钱谁给的?广州老百姓每个人都掏钱啦,我们能置这些于不顾吗?亚运会是亚洲的运动会,这是最高宗旨,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这个舞台不是你个人的实验剧场,可以任你尽情挥洒自己。

人物周刊:领导人的意志,会不会干扰您的艺术创作?国际规模的盛会历来被中国视作外宣的重要窗口。

陈维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次广州亚运会,是国际性运动会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首都,在地方举办,广东省、广州市的各级领导能不关心吗?他们一定会提出很多很多要求,政治上的、艺术上的、安全上的、组织上的。我个人觉得,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在广州办亚运会,不是在剧场里做陈维亚的个人作品晚会。他们会从政府的角度,给你下达指示,或者提供意见、建议。有些是必须调整的,有些是可以思考的,有些仅仅是建议,人家分得很清楚。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审查领导对我是很宽松的,“我们提的都供艺术家参考,最终由你决定”。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选您女儿点火?

陈维亚:我想通过你们澄清一点,选我女儿点火,纯粹是因为没时间想那么多,看到她合适就上了。我要是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或者有人当时跟我说可能有什么负面影响,只要有这种声音,我绝对不搞这事,立马换人。至于网上有说我想借机捧红第二个林妙可,更是不可能的事。

人物周刊:中国举办大型运动会,开闭幕式总留给大家“团体操”、“人海战术”的刻板印象。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也不能免除。您怎么看?

陈维亚:中国做这种大型广场文艺活动,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团体操”,是不是“人海战术”,关键在于是否合适。奥运会的击缶,你用100人行吗?必须2000人,场子得站满。只需要300人的地方,301个人都嫌多,艺术就是这样,根据需要来。这次亚运会,整个演员,包括仪式部分加在一起五千多人,只是奥运会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千万不能机械死板地说超过多少人就是“人海战术”。合适就行,因需要设置人数。

中国观众不是轻易对付得了的

人物周刊:您的创作类型主要有三种,有国家层面的、主旋律的东西;也有商业性的实景演出,还有殿堂级的、阳春白雪的艺术实践,您如何切换这三者的目标受众?

陈维亚:在我的心目中,观众不存在切换的问题,阳春白雪也好,殿堂级也好,我都更希望普通老百姓来看。专家们看的只是少数。我个人没有义务和兴趣做出来只给专家看,或者说,只给高精尖的人看,这样就失去存在价值了。高雅艺术应当走下神坛。

人物周刊:但现实是,走进殿堂级艺术场所的普通观众毕竟是少数。

陈维亚:不可否认目标受众存在切换的现实,但有一条是一样的,只要你这个艺术作品有真情、打动人,谁都会为你鼓掌。被感动是不存在层次之分的。面对感动,不会是知识分子就不淌眼泪,农民就眼泪哗哗。还有,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我坚持有一部分定高票价,但一定要留出低位票价的空间,让普通老百姓能够进得来。你要门槛那么高,他都不能进来,还谈什么艺术传播呢?我们应当因势利导、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人物周刊:谈谈“黄山大观”吧。

陈维亚:商业实景演艺项目的出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30年前,你想做,做不了,发展没到这一步,也没这个需求。把文化艺术和旅游交融,结成姊妹,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这也是旅游文化升级换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性。作为艺术家,我的理解是,你要做就把它做好,别粗制滥造,别急功近利,别哗众取宠,把艺术和当地自然人文风情高度融合在一块儿,这就够了。

人物周刊:很多旅游景点都在做实景演出,舆论对此褒贬不一,很多演出有模式化之嫌。

陈维亚:是,这个不用担心,市场会淘汰它们。中国的观众是全世界欣赏水平最高的观众群体。一打开电视,每年会有几十台、上百台文艺晚会轰炸你,我们的大型活动、大型剧场现在也数不胜数。中国的观众可不是轻易能对付得了的。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这位北京奥运会及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核心人物,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微笑和梦想。他偏爱在舞台上营造传奇,他相信传奇能将艺术唤醒。为了广州亚运会完美亮相,他匠心独运,动用种种奇幻手段,直到所有的设计,都变成视觉和声音的华彩篇章。

多多 诗艺之魅

“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海南

2004年,旅居海外15年的诗人多多回国,乡音不改,惟须发皆白。

40年来,多多用不懈的创作力和炉火纯青的诗艺,维护汉语的尊严。他对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都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精力和苛刻。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性,赋予诗歌独立的生命。

2010年,多多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成为目前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他的竞争对手中,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迈克尔·翁达杰,以及旅美中国作家哈金。

在英译多多诗集的导言中,GregoryLee写道:“在多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近年来中国现代主义最新鲜的表现之一。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

多多无疑是孤傲的。在白洋淀插队时,他和芒克、根子组成了一个诗歌圈子,约定每年底交换一册自己的诗集,作为决斗。他们是真正的诗歌骑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多多背井离乡。在近乎失语的环境里,他依然保持着高贵的诗人气质。“耻辱,那是我的地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诗人凌越说:“多多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在诗艺上孤独而杰出的探索,激励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凌越至今记得2004年去白云机场接多多的情景: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诗人已经变成满头白发的长者。他从众多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游客中孤身走来,拖着沉重的皮箱,那里面是他喜欢的十几本书和简单的衣物。

多多每天写作不止。他的每一句诗都要经过70遍的锤炼。然后,他开始阅读,直到筋疲力尽。这是他维持近四十年的生活。

如今,多多在海南大学任教。采访结束,他带着我去看他家门前的椰子林和池塘。我们沿着小路慢慢走着,多多趿拉着一双黑色旧布鞋,倒背着手,背有些驼。他说,池塘里有条大白鱼,每次见到他都会来打招呼。我们站在池边,静静等待,风拂动着墨绿色的池水和多多的白发。

正当我准备怀疑多多的话时,一条大白鱼赫然向我们游了过来。

很多问题谈不上解决之道

人物周刊:在 90年代的一些诗里,您多次提到“祖国”这个概念。这中间您回国过几次?

多多:15年就回来过一次。1997年,我父亲有病,回来了两个月。

人物周刊:中国的现状是想象中的样子吗?

多多:一旦回来身居其中,对于祖国的想象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就生活在现实之中。和国外生活相比也是各有各的好,没办法说好的部分全都攒到一起,这个世界一直都不是这样的。当然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忧虑、痛心、愤怒。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生活于其中,且承担其责任。

人物周刊:忧虑中国的现实?

多多:太多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不知道有百分之多少都在中国出现,几乎没有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这么高的速度行进,当然就是问题积累,不能及时消化、吸收、解决。积累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新的东西又在不断地到来。人类也在积累,只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其猛烈程度也超过我们的想象。

人物周刊:当记者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多多:我在《农民日报》当了9年半记者,接触大自然、农村、农民。我和作协、专业写作毫无关系。我喜欢到西藏、新疆、内蒙、甘肃、青海、云南去,这种磨砺非常重要。我贴近现实生活,知道人民疾苦,包括处理一些不平等的事情,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责任。同时,我回来写作,写小说、写诗,然后阅读,和大家激烈地辩论。所以80年代状态非常高,我写的也是浩浩荡荡的大歌唱性的,强调力量,因为有劲儿。

人物周刊:您写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一文,您对70年代怎么评价?

多多:我不评价,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还没有盖棺论定。评价不是诗人的事,一定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去看。诗歌也不是只给崇拜者写的,所以诗歌的力量要比新闻强,应该由后人去评说。我写那篇文章其实是把一些从来不为人所知的人介绍出来,那是1987年写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

人物周刊:当年写诗是因为波德莱尔?

多多:是。我读了他9首诗,就开始写诗了,在此之前没有动过写诗的念头。他有一种极其特殊的东西唤醒了我内心的无法解释的东西,这就投了“诗缘”。一直到今天,我给学生上课还是讲波德莱尔,讲兰波。波德莱尔应该是终身的影响。

人物周刊:后来还有哪些诗人对您影响比较大?

多多: 70年代是波德莱尔,最最重要的,80年代是迪伦·托马斯、西尔维娅·普拉斯,90年代是曼德尔施塔姆、勒内·夏尔、保罗·策兰。到2000年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勒内·夏尔和策兰这两人是读不完的。

此生只做写诗一件事

人物周刊:您吃素多少年了?

多多:5年多。吃素的人脸都红的,吃肉的很少有红光满面的。

人物周刊:平时一般怎么吃?

多多:非常简单。粗粮、红薯、玉米、土豆,自己做,自己蒸,然后蔬菜、豆腐、鸡蛋。

人物周刊:您还练气功?

多多:练。

人物周刊:这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回归吗?

多多:回归的是一个中国精神,就是道。我是向道的,我是有宗教感的,真正的回归是往那边回归的,并不是一个人间定义上的,东方西方式的回归。我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信徒,皈依或者当居士,都谈不上。我抽烟,喝酒,没有戒除这些。但是,向道,并且觉得很得其意。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种存在,一个空间。每日的生活中也要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所谓“观象”。

人物周刊:打坐?

多多:打坐,冥想。

人物周刊:瑜伽、禅定的书上写打坐时,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观想和体验,您有过吗?

多多:那些都是专心致志只做一件事,成为修炼者,其他都不管,那么他是会经历那些体验的。我不行。首先我守着语言,你不能执著于任何事情,可我执著,此生只做写诗一件事。我不可能成为大的修炼者,开悟,那个我此生不要想。

每个艺术家都孤独

人物周刊:旅居15年的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多多:有一种整体性的,就是眼界。比如我到国内一听,大家有什么共识性的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不这么看啊。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如果不进行15年的体验,恐怕还无法换取这种眼光。

人物周刊:在异国用汉语写作会不会有强烈的孤独感?

多多:写作是我天经地义的事情,谁也管不着我。有人说,你已经成为人家的国民了,为什么不用荷兰语写作呢?谁要跟我说这个,我就会非常反感。我会回他:“那你管不着,我想用什么语就用什么语。”在这点上,并不是说我固守我的民族性。我固守一种语言,就是这样,我别无选择。

人物周刊:是否很难融入西方社会?

多多:我不融入。你说我融入中国社会了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了么?我也没融入。从这点来说,我就是一个个人。什么叫融入?和谐,跟谁都笑?我从来不是那么一个人。国外给我留下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保持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人状态,因为西方就是这样,他们没有时间相会,人和人的关系是很冷漠的。我回国后基本就是一个人呆着,我觉得很好。我每天时间不够,没有时间要去跟谁怎么着。西方人为什么并不是整天要聚会,要消磨,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忙。我从他们这一点上学到一个意识,就是把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工作并不只是你的职业,而是你所感兴趣的事情。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做事的。在中国,终身投入只做一件事的人恐怕很少。我年轻的时候,读米开朗基罗,他活的年龄很长,后来眼睛都快瞎了,依然每天弓着脊背,凿那些雕像,画那些大教堂,书上说他“牙齿松动如琴键”,他一辈子就是那么一种孤独的状态。每个艺术家都要孤独,因为他所有的意志、兴趣、理想就是艺术,不是常人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年前我已经确立就是要这种生活,我的写作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人物周刊:那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

多多:并不是。就像吃素,别人总说那你有很强的意志呀,控制自己吃肉的欲望。如果那样的话,你不可能戒住。我现在是闻到肉味就受不了,让我吃肉我会吐。如果说,每天你就去打牌、看球、聊天、赚钱、消费,这种生活对你来说是一种惩罚,恰好不是享受。我每天要不断写作,躺在床上我要看书,直到终于看不下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如果有半天时间放任,我会有很强的罪恶感。写作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只要投入就会产出的工作。你的注意力转移,心不在上面,那么诗歌从何而来?我很好,我非常充实,虽然不出门,“作家”嘛,就要在屋子里坐着。

人物周刊: 50岁之后,创作上、心态上有变化吗?

多多:我倒觉得50岁以后是一个男人真正人生的开始,50岁以前不可言“成熟”。年轻时执迷于人世,追求快乐。追求快乐必有悲伤,必受挫折?当然我并不后悔,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作为,就是这样。一般按照人的本能写作过不了40岁,以后写的就是读书读来的,知识性的东西。那么一定要扩大内部空间,那才是诗人最重要的灵魂的东西。心灵总要歌唱,它凭什么歌唱?快乐从何而来?并不只有大地。我们中国人固守着大地,有些时候是画地为牢。一定要有一个向上的向度,因为天空并不意味着只是一个所谓的宇宙星球的空间,在我们中文里,“天”是一种非常大的观念。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诗歌和批评的关系?

多多:一个好的诗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者,这是瓦雷里说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比如什么时候该结句?怎样开始?这些东西,你没有那个判断,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需要非常精密的手艺,多方面的投入。有批评能力你就愿意批评一切。在一个诗人眼里有什么是他满意的呢?因为他一定要具有一种至高的欲求,从佛性来讲,就是“大欲无求”。这个人世根本不可能满足你,因此你才要跳出来。诗人也有这种能力。活得欢天喜地,满足至极,每日夸耀生活,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诗人。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这位曾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的诗人,一以贯之地维护汉语的尊严,守护诗歌的崇高。他的力量,他的纯粹,他所营造的与音乐等价的魅力,为汉语赢得了尊敬。早在1970年代,他就是汉语诗歌的领军人物,直到今天,他仍在孤独中写作,直到将司空见惯的日常语言,变成光芒四射的金子。

张大春 通透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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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作家

他是一个可以用很多名词定义的人,包括书生、顽童、侠客、名士、文人。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这些特点令他的小说别开生面。2010年,大陆版五十余万言的《城邦暴力团》未出先热,这是张大春涉猎半径的一次展示。诗词、对联、字谜、星相、武术、医道、卦算,纷纷扬扬糅杂其间。传统与现代小说的手法在他那里,灵巧地“混搭”,亦幻亦真。

他在眷村长大,身上有皮劲,骨子里有倜傥。他的生活相当规律:早晨6点起床,送孩子上学;上午和晚上写作,下午做电台节目或写字;早晚课是作旧体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帖、写字,不怎么上网(张大春觉得那是催人弱智且丢失文化的地方)、绝大多数时间安静地独处。这个人能够打动我们,因为他的灵魂里有这个时代罕见的天真。

李文俊 先知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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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 翻译家

他翻译的每一本书都至少影响过一位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中译本时的震动。他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译者,福克纳、塞林格是他的标签。

2000年,因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写作《福克纳评传》,70岁的李文俊过度劳累大病一场。康复后的他依然笔耕不辍,近十年来又翻译了近十本著作。如今,这一排排著作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柜里,80高龄的李文俊有时会翻出一本读上几段。这是他一辈子的行囊。

歌德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是半个先知。在李文俊看来,翻译是他的事业。

张大力 热血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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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 艺术家

二十多年前,中央美院毕业后只想成为艺术家的“北漂”青年张大力,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最早关注民工群体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之一。

他因街头涂鸦《对话》而闻名;北京胡同拆迁的断壁残垣给他提供了广泛的“画布”——喷绘在城市残破墙体上一个个简单质朴的头像,是他对日趋疯狂的城市的驳斥;搬到美术馆的农民工模型,是他为底层人物寻找命运出路发出的呐喊。

他用6年时间,埋首于北京各大国家媒体机构,从无法计数的旧照片和文献中,整理出一百三十多组历史照片的修整前后对比图,揭开了领袖和英雄被美化、添加、拼贴以符合公众想象或国家形象的“历史PS”真相。他给这一作品取名《第二历史》。

2010年,“张大力:第二历史”、“张大力:极端现实”等个展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轮番举行,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震撼,更是对底层的聚焦和对真相的揭示。

陈凯歌 笃定之魅

从《无极》开始,人们对陈凯歌的电影有了一种“警惕心”,一方面担心他不再是那个能拍出《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另一方面,毕竟他确实拍出来过。

《梅兰芳》和《赵氏孤儿》没有再遭到一边倒的批评,但依然有失望之声。不过,从商业角度看,他的电影都是成功的。《无极》上映前陈凯歌接受采访时就说,考虑市场没什么错。批评陈的声音似乎也不是攻击他迎合市场,而恰恰是他对自己那份知识分子情怀的坚持,令他的电影看起来总是有点儿“怪”。

陈凯歌坦言过他对好莱坞的反感,他认为电影还是要有追求的,要有所关怀。他的关怀很大,他拍名角儿在文革中的遭遇、拍艺术大师的生平、拍被王朔形容为“真善美”的魔幻故事、拍春秋义士。或许磨合的过程还要很久,也有可能他的下一部电影就能让我们惊叹。无论如何,陈凯歌和他的这份坚持,在当代中国的电影大潮中,依然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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