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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苏联解体转型最大问题是仓促私有化

2010年12月02日10:09财新网-中国改革杨哲宇 胡舒立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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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许成钢:快速大规模私有化为整个社会转轨、为市场体制的发育埋下了“定时炸弹”。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推动快速大规模私有化时,相应的法律框架、司法制度都没有,甚至连金融市场也没有。

仓促私有化埋祸端

财新-《中国改革》: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至今20年,虽然总体上已除旧布新,有的国家发展很好,但是,转轨道路之曲折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想。

许成钢: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整体上经历了经济大衰退,除了苏东集团国家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国际学术界对于如何转轨,存在认识上的严重缺陷。1990年代初转轨开始后,大批西方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前去提供援助。我所在的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欧美向苏东转轨提供政策援助的重要的机构。哈佛大学的杰弗里 萨克斯和安德烈 施莱佛等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斯坦尼斯洛 哥穆尔卡和理查德 利亚德教授等,带着许多优秀博士生及年轻经济学家从1990年起就陆续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国给予政策援助。他们对世界银行及IMF的政策都有重大影响。但是,他们对经济制度及经济制度转轨的认识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一系列重大失误。

财新-《中国改革》:谈到这里,有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转轨路径的选择。20年来,中国许多论者把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休克疗法”。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至少到目前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学者说,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也是势所必然。以前那么多次改革都失败了,如果不采取一种非常有力甚至极端的方式,人民难以产生对改革的凝聚力。另外,有的拉美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成效是不错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成钢:拉美国家的“休克疗法”方案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制定的。但是,拉美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休克疗法”就是一下子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几个方面一起入手,迅速把通货膨胀卡住,这在拉美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与经济转轨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的。

人们常常用“休克疗法”来总结苏东的转轨,其实,这个概念最初是指财政货币政策。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转轨的早期,突然开放市场,物价马上就起来了,变成了超级通货膨胀,然后,他们就使用“休克疗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多年以后回首,开放市场不应如此仓促,市场应该逐步建立起来。话说回来,通胀问题对后来转轨中遇到的困难有影响,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仓促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

财新-《中国改革》: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案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许成钢: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设计者认为,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以认股权证方式免费送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可以自由交易这些认股权证,由此可以立刻形成市场,一举解决私有化和创造市场的双重问题。

从制度问题的角度反对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学者大有人在,但多数政策制定者没有理会他们。早在1990年,雅诺什 科尔奈就发表文章,指出体制改革是一定需要时间的。私有化必须要有一系列制度条件;当这些制度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人为的快速推动私有化不仅不能成功,反会留下后患。后来发生的事情跟他的分析十分吻合。帕特里科 博尔顿(Patrick Bolton)与热若尔 罗兰 (Gérard Roland)在1992年著文,系统论证快速大规模私有化之深层弊病。但是,除匈牙利,这些声音基本都被淹没了。波兰的渐进私有化也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

快速大规模私有化为整个社会转轨、为市场体制的发育埋下了“定时炸弹”。以俄罗斯为例,它用认股权证的方式把企业无偿奉送给全国老百姓了。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二是认为把这些财产还给全体人民的做法最公平。

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其实只要政治上能推动,国有化就可以做得很快,而私有化则不能快速推进。改革推行者说,为了公平,把国有企业均分给老百姓。这完全忽略了企业治理问题。企业治理问题是企业有效运作的前提。当企业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时,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框架、司法制度保证合理的企业治理。当时,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推动快速大规模私有化时,相应的法律框架、司法制度都没有,甚至连金融市场也没有。

以俄罗斯为例,只有一些有“关系”的人,主要是和当时的总统叶利钦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从银行借来钱,到老百姓中以极低价格收购企业认股权证。在不存在市场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企业的认股权证是不值钱的。而且,此前又刚刚推行了治理通胀的“休克疗法”,企业倒闭,工资拖欠,生活艰难。只要有人肯出一点钱,老百姓就会高兴地把手里形同废纸的认股权证卖出去。

财新-《中国改革》:顺便提一个问题,近年来,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分给老百姓,你认为可操作吗?

许成钢: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方案。如果是说用“送给全民”的方式实行私有化,那么,至少到现在没有一个像样的方案。但是,如果分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比如,把它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拨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以此为国家社保基金提供资金,那么,这个方式是相当可操作的。但是,这与解决企业治理问题无关。如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不可交易股送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如何解决企业治理问题则仍然是基本问题。总之,这件事不能靠口号,而是要有具体可行的设计。

财新-《中国改革》: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快速私有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波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

许成钢: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推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主要设计人就是科尔奈。那次改革全面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基本上执行的是奥斯卡 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当时,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出现问题根源来自中央计划制度,只要用市场来代替中央计划,就应该能够恢复经济效率。兰格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在效率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科尔奈当时也持这种看法,事后观察到它的失败,他说,那时候自己太天真了。

但是,这样的改革毕竟对匈牙利后来的改革有相当的推动作用。波兰也有过这种性质的经济改革,此外,波兰保留了相当规模的私有农业。所有这些,塑造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基础。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兰格的设想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许成钢:兰格的设想是保持企业的公有制不变,让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前15年不改革国有企业所有制问题,所以,和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相似。但是,中国后来逐渐放松了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以后大部分国企也改制了。现在,中国经济的大半是私有经济。这就不是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了。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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