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国内新闻 > 各地新闻 > 正文

陕西陇县上访民众被集中关进深山“秋菊”山庄

2010年11月03日11:37瞭望东方周刊康正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秋菊山庄的别样一幕

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秋菊山庄内不可告人的秘密,险被一群乡游的年轻人撕开。

秋菊山庄本来只是陕、甘交界地陕西陇县天成镇上一处提供食宿观光的景点,名头正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张艺谋拍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当时《秋》剧一班人马取这块穷乡僻壤作实景,驻地工作了近两年时间,以后当地镇政府就借势投资开发了这家山庄,几年下来竟赚足了名气。

2010年8月7日,山庄迎来一批客人。这一行10多人,来自西安一家国内知名IT企业。他们才一入住,居然发现个别宾馆房间顶角安装了摄像头。嗣后,待一行人回到西安,就选择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网络论坛,图文并举不断揭批山庄的摄像头事件及相关问题。

秋菊山庄方面并不示弱,立即针锋相对跟帖反驳,他们一方面承认个别客房确实装有摄像头,但又辩称这些客房并不是留给客人住的,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公司管理的一种手段”。双方由此各说各话,拉开长达两月之久的网络争战。《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截至目前,这一讨论跟帖已达40多页,近10万人次点击。

什么样的“特殊情景”,使得一家山庄宾馆需要给自己客房装上摄像头?事实上,这一帮城里年轻人偶然的一次乡游,已然闯进这座边远山庄的秘密禁区,只不过,谜底并没有在双方这一番网络对攻中显现。

“别叫秋菊山庄”

10月11日上午11时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游客身份陪同陇县青年张永青来到秋菊山庄。张永青35岁,家住城关镇,他此行来山庄,是打算“要回自己的父亲”。

张永青穿过曲折的小道,径直来到山下四合院门前。仿古院门紧闭,张用力叩了,院子里才有了人声。稍后木门错开一条缝,一名男子往外探头。张永青冲着男子说,我是张武学儿子,看他来了。男子听后,把门重又闭紧了,丢下话说去请示领导。

等了10多分钟,没见动静,张永青又去叩门,门又错开一条缝,这回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在里面说,正在请示,马上马上。又过了几分钟,院门才打开,3名男子依次走出门,反手又把院门闭严实了。

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先开口问张永青:“是你来找你父亲?有啥捎的东西么,就放下。”张永青说没有捎东西,白衣男子就说:“不允许看望,这都是老规矩了。”张永青不知道这白衣男子身份,另两人介绍说这是严(谐)乡长(陇县牙科乡,张父户籍在该乡)。戴眼镜的男子自称姓宋,3人都是陇县乡镇干部。

张永青(以下简称“张“):“还不允许看望,你啥时候放人。”

严乡长(以下简称“严”):“咱不是领导,说不来。”

张:“县领导(说了才算)么?”

严:“哦,这里有县政府委派的信访局的领导⋯⋯人家不允许见人,上次你哥也来了,还是老政策,不让见。”

严又补充说:“咱乡上干部也不想在这呆,这又冷又苦的,谁愿意在这呆。”

张:“我上次给爸捎的手机呢,往上捎衣服时一起捎的。”

严:“手机给信访局交了。”

张:“那是我爸的手机嘛,咋能交给信访局。”

严:“手机都没有让本人拿,统一保管着呢。”

宋这时在旁边插话:“快了快了(指张父被放出来),估计就这个月底了,这里没暖气没火,我们也受不了了,不要说乡上,县上干部他也受不了。”

严:“公、检、法都在这呢。”

张:“我妈整天在家念叨,放不放人得给个信,这样我们也有个盼头吧。”

严:“已经放了几个了。”

宋插话:“7个。”

严:“剩下3个。肯定是因为上访事情不正当,是违法的。”顿了顿又补充说,“放了就是要写点东西,第二个嘛,保证以后再不跑(外地上访),你爸不写这个保证书。”

张:“那我爸一直不写,你们就一直不放?”

张永青软磨硬泡,最后佯装说能不能进去见一下父亲说服他写保证书,工作人员先是拒绝,正当张折返时,刚才的工作人员又追出来,同意张永青进院。

“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

秋菊山庄的秘密就此被撕开,而张武学只是关在山庄失去人身自由的众多陇县访民之一。

2010年8月20日,张武学和陇县访民杨生虎、杨根善、严敏娟、邹俊峰、马香香、杨惠娟一起出省上访。张武学为了获得递进材料的机会,在保安驱逐时,他拿出铁链,将自己的脖子锁在了路边铁栏杆上。

此事迅速传到宝鸡(陇县属宝鸡市)方面驻上访地人员耳中。随后,张武学等7人被截访。访民讲,截访人员等陇县干部到后,把上访问题弄清楚再让他们安心回家,“结果,盼来盼去来了一帮干部把我们全部装上了一辆面包车。”

8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汽车抵陇县县城后并未停下来,而是继续开进深山,来到关山脚下的秋菊山庄。

杨生虎犹记得车在山庄院前停下时的情景,“民警上了30多人,政府干部也有30多人,一共70多人冒着雨站在那里,车门才一开,几个人上来了。”坐在车里的访民一看那架势,只好听安排下了车。下车后,“两边一人一夹,就把我们押送进山庄的四合院房间里。”

“房间的顶角安装有摄像头,房间里三张床,我住中间一张,两边的两个女的监管是教育系统轮流安排的女教师。”31岁代课教师出身的严敏娟在日记中记述:“一日三餐由这些人给我端,早晚一个馍、一碗汤,不给菜吃,中午一碗面条不放菜。我的活动范围只能是106室房间。有时候会被允许出去在巴掌大的一个院子里晒一会太阳。在被整整关押了26天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被允许走出过秋菊山庄1号四合院的大门。

“我刚被押进来的当天不让我出门一步,第二天晚上进来四个人要收我的手机⋯⋯26日中午,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带着两名女协警到我房间搜查翻阅行李,并让两女的把我带进卫生间,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我当时大哭大闹。”

严敏娟说她拼死不交手机,尽管后来发现信号全无拿着手机也打不出去,但她利用手机偷拍下了监管自己的两名女干部、值守大门的警察以及每天上午提供的稀粥馒头和中午提供的面条。

严敏娟说她还遇到了备感屈辱的事情。她的父亲严浩利给她提来一包衣服,看管干部当着父亲面把提包打开,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抖了又抖,“里面什么衣服都有,父亲只好跟他们喊,‘我女儿又不是犯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姑娘家呢’。”

更多访民被秋菊山庄关押

正如前述严乡长透露给张永青的情况,县上把访民关进秋菊山庄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他们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出省上访,甚至从此放弃上访念头。

访民说这份保证书其实就是保命书,“我们大多60岁以上年龄,经不起像对待犯人一样的折磨,往往在里面饿得受不了了,为了保一条老命,只好委曲求全写下保命书。”

这样,此次关进山庄的7位访民中,杨生虎于9月25日写下保证书,并对着录像机表了“不再上访”的决心后,得以放出,前后关押34天。严敏娟于9月19日放出,关押28天;邹俊峰因病于8月28日放出,关押5天;杨根善因自己的官司开庭,接到法院通知后于8月30日放出,关押7天。其他马香香、张武学、杨惠娟至今仍关在山庄,这3人也就是前述严乡长跟张永青对话时所提到的山庄剩下的3位访民。

被关押过秋菊山庄的陇县访民并不止上述7人。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访民拿着证词,摁上手印,找到《瞭望东方周刊》揭发他们被关押的事实。

何根存,66岁,陇县下岗职工,先后两次被关进秋菊山庄:2008年3月上访北京后,拉回关押5天,2010年6月、7月共关押39天。关押期间,何根存为了对恶劣不堪的饭食取证,一次吃饭时藏起了馒头,放出那天再夹带出来。直到现在,何仍然随身带着这只快要发霉的小馒头,逢人就捧出来,控诉关押期间的非人待遇。

边世彪,66岁,原陇县食品公司职工,同样因上访北京,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8月16日得以放出,一共关押54天。边世彪放出后在医院查出脑萎缩及萎缩性胃炎,目前仍在住院。

陈耐命,陇县牙科乡申家咀村四组村民,因上访北京,与边世彪一起于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后因病被紧急送往陇县医院治疗,实际关押共5天。

张友仁,53岁,家住陇县宝平路。2010年5月份,和妻子邓小翠一起上访北京后被截回,两人一同被关进秋菊山庄共20天。

李玉兰,67岁,陇县城关镇东街村二组村民,2008年3月份,在北京上访时被截回,关进秋菊山庄。

张世忠,62岁,陇县城关镇西关村四组村民,2010年9月份上访北京20余天,“回到陇县后,还要拉到秋菊山庄关押,因为我有高血压和严重的心脏病被免除。”

除此而外,据访民指证,还有陇县访民严建娥、王银仓等人也被关押过。在此次采访期间,本刊记者未能联系到上述两人。另一个情况是,从2007年起,此次被抓的老上访户杨根善等人就陆续被关进过秋菊山庄,每次关押时间不等。

上访问题都是“民告官”案件

一批又一批访民被关进秋菊山庄后,陇县政府也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前述张永青与3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话中,宋也曾当面跟张讲,县上主要抽调了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五家的工作人员上山,每个单位都有主要领导挂帅,所以,在最繁忙那段时间,山庄上下两个院子都住了人,总共有70来号。

然而,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而访民的心结也正在于此。访民说,他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找地方政府和干部说理,要么推诿要么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信访道路,并一级一级上访,最后把小事上访成了大事,“上访的根源就在这些基层干部对我们的问题不管不问,现在他们还是这个思路。”

张武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牙科乡老家开办了一家小型木器厂。儿子张永青说,生意正红火的时候,却因为跟镇政府的一些纠纷,多次被断电,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将厂子迁到城关附近。

干了几年,厂子这一片地被政府征去盖廉租房,政府就出面跟张家商量,指定一块面积两倍于厂地的土地补偿张家。张家觉得条件合适,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计划在新址上重盖房。但在投入10多万元开始建房后,地基屡次开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是修公路时填埋起来的,地基本来就是松土。

张永青说,他们觉得受了欺骗,要求政府考虑地基实际情况和张家的损失,并请求重新协议,但被政府拒之门外。眼看道理讲不清,损失又十分严重,父亲只好一级一级找上面,要求重视并解决,直到最近一次。

严敏娟从1998年起,在陇县城关镇以代课教师身份任教,起初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一连干了近10年,工资最高时也不过300多元。严之所以坚守在教师岗位上,一是她对这份工作充满感情,二则也设定了做教师的人生规划。所以,严一边教书一边自修,2002年,她就取得了自考大专学历,一年后又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2004年,陇县公开招考教师,严敏娟参加了。但她说,那次招考成绩只是个幌子,实际每位交35000元就可转正上岗,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所以没被招录。

严敏娟拿不出证据证明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幕,但后来的2005年至2007年间,她不断看见一些学历不合格、专业不对口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进了陇县教育系统,而她仍然没有机会转正。

2008年,全国清退代课教师,严敏娟被刷下来,相反,她看见一些进入教育系统才两年多的人,因为有关系,都顺利转正了。

自此,严走上上访道路,指望上面能够明察陇县教育系统的问题。

邹俊峰也是有苦说不出。邹是甘肃人,在陇县县城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开了家小饭店,后来与交通局方面发生纠纷。邹说,“2005年12月12日,县交通局干部与民警等30余人冲进我店,见物就砸,打伤我妻子,我多次拨110电话,但始终未有人出警。”

挨了这次打砸后,邹把一纸状子递向法院,告行凶一方及110,但前后跑过多个部门,无人受理。邹说,他的苦处正在于,“你不管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最起码得先立案吧,你不立案,我想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我能怎么办。”

据《瞭望东方周刊》统计后发现,上述10余名陇县访民所上访的问题,大都涉及房屋强拆、补偿不到位

[责任编辑:seanhou]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