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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包容性增长有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10月22日04:17新京报钱昊平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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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包容性增长有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庄巨忠 亚洲发展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

专家称包容性增长有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庄健 亚洲发展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 对话动机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此前,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开幕词时,明确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要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这个由亚洲发展银行2007年提出的概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预言,十二五规划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今后这个概念将越来越普及。

【概念提出】

从“扶贫”到包容性增长

新京报:包容性增长的含义怎么理解?

庄巨忠:包容性增长由英文Inclusive Growth翻译而来,也有译作“共享式增长”的。

我们理解,其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并强调机会平等。

新京报:包容性增长和以前的增长方式有什么不同?

庄健:过去只强调经济增长,现在强调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既要保证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兼顾社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庄巨忠:过去我们提益贫性增长,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人口。但益贫性增长,适用于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对于中国、印度、越南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提倡包容性增长更合适。

包容性增长不但强调减少贫困人口,还强调通过发展机会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

新京报:对于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能否作些回顾?

庄健:2006年,亚行邀请6位世界知名专家组成一个名人小组,研究亚行在2020年之前的长期发展战略。报告成果于2007年发布。

研究发现,过去二三十年中,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

在向亚行行长提交的报告中,该名人小组指出,亚行在新阶段的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其中一条就是“由扶贫转向包容性增长”。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共享式增长”。不仅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

庄巨忠:在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框架中,亚行当年在中国组织了一次“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

尽管“Inclusive Growth”在国际上越来越得到认同,但将这一概念公开引进国内翻译成中文,是亚行做的。

新京报:能说国内现在热议的包容性增长,是因亚行的建议才被高层采信的吗?

庄健:这个不好说。不过早在2007年11月,我和庄巨忠就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为题,撰写了一期《观察与建议》报给了财政部。

【“包容”不够】

最大问题收入差距扩大

新京报:如何衡量经济体的包容性程度?

庄巨忠: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指标体系。但经济学家自然会想到一些指标,如贫困人口比例,基尼系数,公共教育、卫生支出,就业与失业率、城乡差别等。

新京报: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是不是不够?

庄巨忠: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1980年至2008年间,上升了很多,从0.31上升到了0.46,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下降了或不够。

新京报: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当时是否也存在一些隐忧?

庄巨忠:除了收入差距拉大,还有其他方面的失衡,比如城乡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内需与外需的失衡等等。

新京报:这是否会导致包容性下降?

庄巨忠:我想这些失衡又都会不同程度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经济增长包容性下降。低收入者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的水平。

新京报:你认为,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途径有哪些?

庄巨忠: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城乡差距扩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比如劳动力与土地市场。二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也该有个过程,必须有序,不能急于求成。

为减少不平等,还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提高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增加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扶贫的投入。

中国还需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消除腐败与社会不公。

【现实需求】

强调发展中小企业

新京报:提到私营部门,如何看待私营部门在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庄健:私营部门对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很大。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是来自私营部门。发展私营企业对解决劳动力过剩,促进服务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包容性与服务业的关系?

庄健:中国的包容性下降,与产业结构失衡有一定关系。现在很多地方都注重发展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而排斥劳力。这不符合中国现实。应该鼓励一些地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新京报: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影响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升级。

庄健:中国的现实是资源短缺和劳动力富余。如果现在过多强调产业升级,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员。

新京报:要为解决就业,放弃产业升级?

庄健: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我认为要因地制宜。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大部分中西部地区,没有必要不顾现实去强调这些。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攀比。

新京报: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是应对中小企业给予足够重视?

庄健:是的。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方式上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能够为那些地处经济社会底层、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拉美教训】

不能超现实推行高福利

新京报: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低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迈进阶段。联想到战后拉美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他们都经历了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但拉美国家到了80年代经济停滞,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和韩国却迈过了槛。两者命运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庄巨忠:拉美国家当年的境遇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超过0.5。拉美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52。对于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经济危机,有的认为是宏观政策有问题,政府不够重视科技创新。还有一种被部分国内学者认可的说法:在经济刚有起色就推行高福利,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也影响了国民工作积极性。

在我看来,这些因素都是原因。

新京报:韩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跌入“陷阱”?

庄巨忠:他们当时没有立即推行高福利,而是实行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获得保障,配合了发展性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京报:这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庄巨忠:不能过度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不能超越现有实力推行高福利,而要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方面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保证每个人都有参与经济发展的平等机会。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

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提出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蕴含了这些理念。我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充满信心。

【阶段特点】

连续4年基尼系数稳定

新京报: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5年到2008年一直保持在0.46,说明政府调节贫富差距取得成效了吗?

庄巨忠:基尼系数稳定肯定是好事,虽然还是偏高,毕竟没有再增长。

关于这点,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政策起作用了,另一种说法是经济结构临近拐点了。具体的,还需要继续观察。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是非常重视的。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中国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

庄巨忠:已做了一些努力,但还需继续。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问题,但有效性、可持续性还是受到了质疑。

庄健:中国目前在最基础、收入最低人群中的社会保障进展很明显,但教育的改革要加快,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需要解决。

目前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不快;社会体系虽然覆盖面扩大很大,但水平很低,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发展不能很好解决。

新京报: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如何缩小?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该如何应对?

庄健:国际社会应该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平等参与机会。各国应该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参与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全球化,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作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权利和话语权,推动全球实现包容性增长。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用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责任编辑:kexi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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