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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2010年10月20日04:45华商网-华商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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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他们都曾被安元鼎“关”过

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已经上访十余年的龙兴汉是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人,曾多次进京上访,他右眉骨上被安元鼎工作人员打伤留下伤疤

学者称官员对上级负责催生截访黑监狱(组图)

作为我国首位深度调查上访者群落的学者,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认为,假如县级政府能对下负责——而不是习惯向上负责的话,至少能减少80%的上访量

上访者经常因各种原因被驱赶,但驱赶不是解决办法,驱赶只不过让他们住得更远了一些,增加了他们生活的成本。

从主观上看,这些人(上访者)是为自己,但实际上他们也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问题不在于接访制度,因为50个上访问题可能能被解决,但500个、5000个的时候,就无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只有调动县一级政府的力量,要他们对下负责。假如县级政府能对下负责的话,至少能减少80%的上访量。

随着“安元鼎”、“黑监狱”非法管制上访者等恶性事件的曝光,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进京上访者;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希望,以及他们的上访遭遇,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对于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很多学者都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试图寻找到破解难题的途径——其中,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便是目光敏锐、颇有影响的一位。

许志永:1973年生于河南省民权县。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表。作为我国首位深度调查上访者群落的学者,他曾广泛接触、采访众多进京上访者,并率先向社会发出铲除“黑监狱”的呼吁,他所撰写的大量有关上访、信访的文章,在国内影响很大。

上访者都是些什么人

华商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上访者的?

许志永:我第一次见到上访者是在1997年3月。当时我路过中央电视台东门,一个山东的上访老太太要到里面去找记者,门卫不让进,老太太突然失去了理智,发疯一样地大吵大闹起来。之前我看她还在向路人要水喝,情绪也很正常,但突然的不正常,很让人震惊;尤其看到老太太瞬间的崩溃,我感到很痛苦。后来,我就开始注意他们。

到了2002年,我一边教书,一边在《中国改革》杂志社任采访中心主任,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开始安排记者每个周末排班去接待上访群众,由于上访者来得太多,几个月之后,上访者越来越多,最后就搞不下去了。

华商报:您认为进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多年后,“截访”的现象还存在?

许志永:以前的进京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流浪乞讨人员;二是农民工;三是“病号”——病号就是被一些人认为头脑有病,上访一次,接一次,屡屡上访又屡屡被接回的那些人。

孙志刚事件之前,上访问题很大程度都集中在收容遣送制度上,我们找到了一位曾在收容遣送中被民警打瞎一只眼的人,准备以法律起诉的方式,来促使这个制度的改进,但这个人因为害怕放弃了。后来,收容遣送制度因孙志刚案被救助制度所取代,农民工也在政府日益重视情况下,状况得到改善,只有“病号区”的上访者,还因在根源问题上没有解决,留着尾巴,使得“截访”现象一直存在。

华商报:在您看来,上访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们脑子出了问题,或精神上有毛病?您怎么看待他们的上访?

许志永:大部分都是正常人,思维正常,表达清楚。有些上访者是有精神上的问题,但从我接触过的人来看,这个比例占不到2%;当然绝大多数的上访者较之于一般人,个性比较强,如东北的郝文忠,上访十多年,上访了近200次,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不可能这么坚持着。但实际上,这些上访者也不是一开始就到北京来的,都是当地政府一级推一级,才跑到首都来的。

比如上访者反映一个问题,反映到县上,县上派乡上的查一查,乡里说没事,举报人不满意,就会向上走,找到市里,市里问县里,说好着呢,这样,一步步就把人推到北京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屈死不告状”,因为告状的成本很大,如果不是个性强一些,很多人都会选择忍耐。眼下留下来的,都已是一些特别倔强的老上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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