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绿色频道 > 气候变化 > 正文

天津气候谈判大会直击:气候司为中国“正名”

2010年10月19日14:35南方周末袁瑛我要评论(0)
字号:T|T

  坎昆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谈判——天津会议一片沉寂,谈判甚至出现倒退。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天津会议却开启了一扇外国谈判代表、媒体、非政府组织真实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之门。

  为期六天的天津会议,中国通过发布会、展览、参观、与非政府组织沟通等诸多方式,进行了一场气候谈判的“国家公关”。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外国谈判代表、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解,更增加了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的影响力。

天津气候谈判大会直击:气候司为中国“正名”

  谈判僵局前,中国不仅仅只会说“NO”,中国希望能影响国际气候讨论的主题。 (勾犇/图)

  解振华“推销”

  “我来这里并不是推销中国的观点。”尽管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言明不是来“推销”的,但在其回答记者提问中,他几乎占用了发布会一半的时间解释中国如何实现40%-45%的碳强度目标以及遇到的困难。

  这是2010年10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天津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中国政府召开的第一场发布会,仅能容纳七十余人的新闻中心涌入了来自中外媒体的一百多位记者,一时有些拥挤和闷热。

  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提问环节,解振华频频引用各种数据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涉及一系列有关中国节能减排的数据时,解振华一旁的翻译不时皱起眉头,这些繁杂的数据翻译起来的确需要费些功夫。

  在亲自给翻译倒了一杯水之后,解振华继续向在座的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解释中国与美国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三可”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舞台上,中国可以充分去解释的机会并不多。“在国外,说了别人也不一定听。”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坦言。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外国谈判代表、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印象里,中国一向被标以“姿态强硬、不透明”的标签,甚至被视为阻碍谈判进展的主要国家。

  这一长期形成的“负面”形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将哥本哈根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卫报》记者马克·利那斯在《我在那间屋子里:中国如何搞砸了哥本哈根协议》的一文中描述道:我看到奥巴马在不遗余力地挽救,而中国代表只会反复地说“不”。

  “我们过去宣传得不够。”解振华坦言。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在努力实现“十一五”20%的节能减排目标同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这一次正好各国的媒体都到了,我们完全敞开,你们只要愿意跟我们对话,进行采访,进行交流我们都愿意。”新闻发布会结束前,解振华诚恳地对记者们说。

  这一“公开的邀请”发出之后的6天里,中国在谈判场内外进行了一场气候谈判的“国家公关”。

  “百闻不如一见”

  南方周末记者遇到阿里克莎的时候,这个来自美国华盛顿的22岁的女孩刚刚参观完天津郊区的一个中美合资电池厂。旅途的兴奋还未散去,阿里克莎便急切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参观蓄电池的生产和安装过程,以及路上“偶遇”装载着巨大风机部件的货车。

  “真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尖端的绿色技术。”这是阿里克莎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能减排的工作。阿里克莎说,“美国还没有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计划,我们确实落后了。”

  正如很多前来参加天津会议的人一样,他们有了很多个“没想到”。

  一进天津会议的主办场地——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一个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台竖立在最醒目的位置。这里一天不间断地播放着关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的英文节目。

  发改委一位长期跟踪谈判的官员说,在以往的气候谈判大会中,“由于经费和其他条件有限,中国代表团很少举办大规模的展览活动”。

  去年参加过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记者,都对美国代表团展厅里那个梦幻的“地球”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模拟地球,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地球各个角落的环境数据立体展现来。与之相对的是,位于会场最偏远位置的中国代表团展厅,直至大会召开的第二天,中国政府的“新闻与交流中心”才仓促布置完成。

  此次利用天津“主场”之便利,中国政府不仅更为从容,而且更有针对性地安排了阐述从中央到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的边会。

  10月5日,一场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的边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气候谈判中,由发改委主办边会,这在印象中还是第一。”作为此次边会的主要演讲人,来自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与气候变化主任徐华清对记者说。此前,中国在国外会场的边会一般由科研机构主持召开。

  由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领衔,包括国际谈判处副处长李丽艳、综合处处长马爱民以及徐华清在内,分别从政策规范、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综合领域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给予了官方的阐述。

  来自牛津能源研究所的大卫·罗宾逊飞快在笔记本上记下孙翠华讲话中的要点。此前他一直以为中国对市场机制的尝试趋于保守,但当听到孙翠华在谈到未来5年内开展碳交易试点的构想之时,大卫说,“我发现,对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达到目标,中国人有同样的热情。”

  即使在国内官员看来,有关碳交易试点、自愿减排管理办法等问题,国家发改委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会场外,最终没能挤进会场的杰克·施密特正在搜集文字、影音、照片等一切有关中国节能减排以及清洁技术投资的资料。这位来自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全球气候政策主任回国之后要在参议院做一次关于中国的报告。

  “希望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能够打消那些一直怀疑中国减排行动是否真实的参议员们的疑虑。”杰克说。事实上,自中国政府宣布40%-45%的碳强度目标之后,这样的质疑一直在美国参众两院盛行。

  “在外面说多少遍,不如亲眼来看一次。”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感慨说。

  不只会说“NO”

  天津会场里,最忙的会议室恐怕是N8和N10两个厅。这两个厅也是预留给中国代表团分别与各国代表团进行部长级、司长级以及工作组级别会议的地方。“解振华主任每天至少要进行6场双边对话,”发改委负责后勤调度工作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天津会议召开前夕,解振华就向发改委工作人员提出保证工作的公开、透明,尤其是在沟通环节。“发改委新闻处直接坐阵天津会议,我们也更方便讲话了。”一位发改委官员笑言。

  相比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设立新闻交流中心,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次天津会议,中国又向前迈了一步。

  10月8日,天津会议结束前一天,来自场内的21个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与解振华进行了一次正式会晤。“这样规模和级别的与非政府组织沟通,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谈判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民间组织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协调人卢思骋对记者说。

  会晤气氛很好,解振华详细地解释了中国的立场,包括中国为什么不能在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要求)这样的问题上让步。事实上,一直以来长期保持与NGO公开、持续对话的政府代表团只有美国。而此前,中国代表团曾经与NGO举行过会谈,不过仅限于一两家组织,并属于非正式的会面。

  来自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的朱丽娅认为,在与NGO的交流意愿上,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并有所进步。“希望未来即使气候大会不在中国举办,中国政府也能将这一开放的态度持续下去”。

  “哥本哈根之后,人们都在指责中国阻挠谈判进展,因为中国经常对于很多事情说‘NO’,没有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说‘NO’。”多年观察中国代表团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负责人芭芭拉说,“这就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人在议会中的态度一样。”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也坦言,在“怎么办、怎么看以及怎么说”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可能还没学会“更好地说”。

  “如果我们之前做得好,我们就谦虚一下,如果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就加倍努力。”苏伟在谈到与媒体和NGO的沟通时说道。他借用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Catch me if you can》打趣地对中外记者说,“我不在谈判会议室内,就在谈判室外,catch me if you can。”

  中国的想法显而易见——中国不仅仅只会说“NO”,中国希望能引导国际气候讨论的潮流。正如气候专家杨富强所说的,“天津谈判可能是个演练,中国计划是将来有一天能举办部长级会议”。

[责任编辑:suesue]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