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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伤:从广州劫机到菲律宾人质事件

2010年09月19日08:51南方新闻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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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伤

2008年10月26日,在汶川地震半周年后,义工(右二)在擂鼓镇给灾区孩子们做心理辅导游戏。摄影_孙炯

心的余震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实习生_朱江燕 李蔓倩 蒋丽娟

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参与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发生接近两年半之时,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所见证的各种心理创伤,还有援助过程中的各种困惑。

更多时间,更多耐心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其实,灾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个人都会承受心灵创伤。如果精神病医生到灾区是看病的,他看看这里面没有病人,说这里没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药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们是心理医生,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活没有信心,譬如,有的灾民本来是做生意,现在地震三个月过去了,还天天躺在床上,眼神还有忧郁。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着红十字会的队伍进入北川县政府的,他们有个部门来接待我。那部门的领导后来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他仅仅是握了手,擦肩而过,却没有跟他聊聊,帮助化解他心头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部门下面有个女干事,她5岁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特别痛苦。我还记得,白天她还问我能不能帮忙,傍晚当我们去找她,她却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已经烦死了,你们这样子说话的人让我更难受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说,“你只死了一个,有的人死了好几个呢。”

我们国内的心理干预方法,大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心理的东西,我花了二十几年去学,但是近几年,我却领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做心理干预,第一步是要接纳对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让他感受到你对他会有所帮助。另外,很多人会关注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不关注他们的心情。如果有些问题他不愿意说,就不应该具体问,因为每一遍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会拒绝继续与你沟通。

——沃建中,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

有一个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没有了,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被人救出来,在北川中学待了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地震这个事,还在到处找儿子,但一谈起她儿子孙子,她就会眼泪哗哗的。她心里还存着希望,而每天希望都会落空,有时她也会意识到家里人死了,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会哭,但一直压抑着情绪。这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虑、健忘、逃避、闪回……这些负面的心理状态她都有。树叶一动,她会一哆嗦,说地震了,就啪啪啪跳开,不跟你细谈;她脑子里还会出现地震的片断。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只能两三天去看她一次,让她接受这个现实。

长时间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志愿者应该至少半年才轮换,如果来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伤处理的心理支援,必须是半年,因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会把痛苦说给你听。新来的志愿者,老百姓会说,我要做饭了,没时间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帮助。

——付春胜,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高危时期,特殊群体

我到板房去,经常问大家过得怎么样,他们经常说:“咳,就这么过吧,别人都走啦,剩自己了。政府给房就住着,没有呢就那待着,活得没有劲,也没有意思。”这种话语还是比较多的。(两年多了)还有很多老百姓处在抑郁期。

高危人群一到重大节日,譬如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等,就容易自杀。有个小伙子大年三十剖腹自杀了,肠子都出来了,后来被救过来。他和董玉飞(在震后5个月自杀的北川农委主任)、冯翔(震后一年内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同班同学,都丧失了儿子。这些人必须有专业的心理干预师去援助,志愿者可以搞些社会活动,但这些深度创伤干预他们帮不上忙。

对于干部群体,我没法做持续的支援。因为他们每天要建房子,要接见上级,根本没时间,要找到他们都很难。冯翔事件以后,上面让干部去旅游去散心,但这只是暂时的,回来后这些人又进入战斗状态。

冯翔自杀后,我对他妻子做了一些心理干预。我还记得她是永昌一小的老师,她是上午10点多知道的(自杀消息),当时整个永昌小学老师哭成一片,因为大家都想起了地震场景,又担心自己的老公,担心他们哪一天也会走掉。冯翔的妻子当时看上去很冷静,其实估计她还在(心理创伤的)休克期,说自己很佩服冯翔,因为他肯去陪儿子,而且又能让北川的干部和老师待遇被重视,等等。

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哀伤,这种情感可以让别人知道吗?”前两个月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说有个媒体要采访她,但是她不希望接受媒体采访。通过这句话,看得出她心里还是有创伤的,如果从悲伤中走出来的人是无所谓的。我现在还在关注着她。

——付春胜

解放军、武警官兵、消防队员,尤其是野战部队的,第一时间赶到,看到的是最惨烈的场面。这些战士大都是18、19岁的小孩,很多是独生子女,从未见过如此浩劫,心理上也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随着身体疲劳,灾区体验多了以后,也会出现PTSD的症状,也需要被援助。

需要援助的还有一些第一时间赶到的记者,很多人回到单位也出现了PTSD症状。

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枢纽人群,就是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基层中小学老师,他们本身就是灾民,但又肩负领导家园重建和抚慰中小学生的重担,他们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比一般的灾民更加强烈,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武警官兵灾后就会陆续撤走,但是这些枢纽人群无法撤走。

——张建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援助者的困境

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第一是组织机构多,条块分割很严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实呢?我们缺乏相应的部门来统一协调。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哪怕学过一点心理学都去救助,这个动机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来了一批咨询师给灾民做了辅导和教育,没有扎根就走,之后又来第二批做同样的事情,灾民就开始反感了。也有人打着心理学旗号,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足够训练,甚至给灾民的心理援助带来了负面影响。

——张建新

今后,即使应对灾难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好了,接下去还有很多需要清晰的地方。比如心理援助归哪个部门管。我们国家今年的灾难很多,像飞机失事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可是这些灾难没有人听说有心理干预,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为什么?我找谁呢?谁来接待?谁来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卫生部说它主要来做,教育部说它也可以做,很多大学也说可以做。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来做更合适。国家就是一个不下定论的姿态。

在国外,心理危机干预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在做。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提供资源,然后选择有资质的NGO组织来做。在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所以制定相关的规则,乃至立法,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以肯定和规范。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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