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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伤:从广州劫机到菲律宾人质事件

2010年09月19日08:51南方新闻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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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伤

香港社会福利署总临床心理学家刘家祖。摄影_胡雯雯

港人精神创伤超过“9·11”

28岁的白领Micheal仍清楚地记得事发当晚香港街头的情景。那天下午,刚刚下班的他与许多香港同胞一起,站在街边商店的电视前看到了人质被枪杀的全程直播。看到电视中混乱的枪战和流血的尸体,许多市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愤和悲痛,当场对着电视破口大骂:“这班人不是特警,是特蠢部队!”

曾有港人看到美国“9·11”事件的电视画面后,感到不安并要看精神科医生。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说,当年新闻中看到的是楼塌,这次看到的是乱枪扫射和伤亡者的血淋淋场面,在港人的心理上会造成重大灾难创伤,严重程度会超过“9·11”。

在特区政府的心理救援行动中,工作对象通常都被分为三类,前两类是直接受害人和其家属,而第三类,则是全体香港市民。通过电视直播,逐格逐秒地看到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全过程,这让无数港人直接成为了事件的目击者,也是间接受害人,他们所受的震撼是比看任何新闻都更为强烈的。许多人无比悲愤,为死难者泪流满面,甚至连续几晚都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脑中就会回放事件发生的电视画面。

事件第二天,香港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属下的“危急事故小组”,为市民开通了的“电话心理支援热线服务”。热线动员了195人次的心理支援义工和义务临床心理学家,轮班协助接听来电。热线开通的五天时间内,累计接到了超过720宗心理求助个案,开通第二天的来电便多达302个。

在来电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个8岁的儿童,但多数是成年人,其中六成半为女性。据统计,七成来电者都是因接触人质事件的媒体报道而引发不安的。有小部分的求助者,虽然与事件并不牵连,情绪反应却非常强烈。有些人除了做噩梦、流泪外,还想封闭自己,不愿和人谈论这件事情。在社工和心理专家与其慢慢倾谈后,专家发现,这些求助者的伤痛并不仅是由人质事件引起,而是过去曾经历过的创伤,被事件再一次触发了。

“哀伤情绪其实是有记忆的。遇到事故,有些人并不一定会主动向人倾诉,而是不再去想它,把它摆到一边,但是,情绪如果没有在当时排解出来,就会一直积蓄在心里,直到被另一个类似事件触发。因此,对于这类个案,我们就要追溯他以往的伤痛,让他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和处理好,才不会再被这类事故重新揭开心里的伤疤。”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危机事件压力处理”资深心理导师林雪芬女士说。

在事件过去了两周,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的热线已经停止后,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璆医生又联同香港执业精神科医生协会主席黄以谦医生,联系了该会的一群热心精神科医生,设立了面对市民的免费求助服务热线电话。

“根据过去类似事件的研究,在重大灾难过去后,约有9%的人是会在心理上有长期困扰的。但目前为止,香港医管局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长期的热线,我们一群精神科医生经过讨论后,觉得市民还是这种需求,所以自发设立了这样一个服务电话。” 潘佩璆医生解释。在他看来,心理创伤的治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个电话,我们预计会开通至少半年,如果在之后,求助的人慢慢减少了,会考虑将它终止。”

孩子的恐惧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经去世,不会再回到学校上课,但她会得到安息。虽然我们会伤心和难过,但我们应该更懂得珍惜生命,积极生活,好好地爱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颂诗)生前就读的学校,班主任面对同学们的悲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说了这样一段话。

9月1日是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在开学典礼来上,却缺少了几位学生的身影。他们就是此次人质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几个孩子:已故的梁颂诗、梁颂仪,幸存但未复学的汪氏姐弟和傅泽贤。

许多孩子通过传媒报道已经了解到这次发生在暑假的人质事件,加上许多小朋友也认识当事人,所以受影响的学生范围非常广。有些孩子对于事件难以理解,不愿意上学,生怕一离开父母就再也见不到他们;有些认识当事人的孩子,由于伤心,开始变得沉默,不愿与人接触;年纪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惊吓,甚至会行为倒退,出现尿床和过度依赖的现象……

相关学校评估了事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程度后,专门给家长发了信并对课程表作出了调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辅导课。香港教育局也为每个学校都派出了专门的教育心理专家。这属于教育局危机应变小组的一部分,每逢学校内发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师或学生伤亡,这个小组就会启动,专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失去了双亲的汪氏小姐弟,至今还与姑妈一家住在一起。刚回到香港时,两姐弟的情绪非常失落,见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亲常用的背囊,也会伤心落泪。因此,照顾他们的姑妈一家会尽量避免谈起这次事故,以免他们伤心。等他们情绪平稳后,也带着他们一同逛街吃饭,尽管在记者与姑妈谈话时,两姐弟一直躲在亲人身后,一言不发,但态度还是友善的。社会福利署的心理学家与姐弟俩交谈后认为,虽然他们的心情已经逐渐平息,但还没有到可以复学的阶段,需要再等双亲丧礼过后再观察。

荃湾官立中学已经在开学前安排了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到校,为15名汪绰瑶的好友设立小组工作坊,一起定了计划,协助绰瑶重返校园。

在开学典礼上,荃湾官立中学和许多学校一样,安排了一分钟默哀仪式,表达全校师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请了“童军知友社”的督导主任,以“生命教育”为题向全校演讲,鼓励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加强逆境自强的能力。教育心理学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会,观察学生的表现,希望能及时支援情绪有困扰的学生。

“直接认识死伤者的儿童,他们的焦虑就更大。因此需要学校提供一些纪念仪式,如追思会、悼念仪式等,让他们有渠道去悼念死者,为生者加油,把伤痛情绪转为正面力量。”刘家祖医生认为。

从劫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香港政府与社会所组织起来的心理辅导专业队,在第一时间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行动。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请了全港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为市民提供服务。但最初,这种服务并不为人接受。1993年除夕,兰桂坊发生人踩人的惨剧,多人死伤,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学会为市民组织的特殊事故压力解说会上,市民反应冷淡,到场的心理学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还多。如今,不幸遭遇变故的香港市民,已经离不开专业的心理辅导。

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晚,纽约市市长在接受CNN访问时曾说过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纽约市,当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件事发生在世界上为此类事件已做出最好准备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难发生在这里,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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