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腾讯新闻 > 历史频道 > 国史近代 > 正文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何以反对制定约法

2010年08月31日10:07南方都市报李杨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法政生的胡汉民身为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理应赞成制定约法实行“约法之治”才对,为何反而强硬抵制呢?

继承“孙文遗教”

胡汉民执意反对制定约法的理论依据,主要出自晚年孙文不再提约法之缘由,“总理在《建国大纲》内,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训政了。”(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96页)胡的说法不无道理,孙文晚年思想确实发生了变化。

早年受英美影响,孙文主要以美国的“宪治”为建国理想。何谓“民国”?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即为民主共和国。孙文设计的革命进程须经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的训政时期必须制定“伸民权而抑政权”的约法。(孙中山:《民权初论》,1917年)但这种以“英美先进国之模式”的政党政治理念,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彻底破灭。孙文开始对民主政治中的“你争我斗”不满。“二次革命”后,孙文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内,开始建立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的统一模式。至此,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倾向已相当明显。

1923年,在吸取民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孙文接受俄共的“党治”观念,开始以“党权”为核心改造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3卷)。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是以北京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这也是孙文倒向苏俄原因之一。于是,孙文早年的英美自由民主的“宪治”理念,逐渐被苏俄集权式的“党治”所替代。孙表示,“只对一种国家感到满意,即建立在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政党模式之上的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治国家。”(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25页)

俄共的优长在于强大高效的组织能力,这正是孙文迫切需要的。孙文提出“以俄为师”,接受列宁主义的党务组织原则,呼吁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铁的纪律“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的中央集权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页)孙文接受的是一种“革命的专制”,以至有学者认为1923年是民国自由主义政治的最低点。

在俄共支持下,1924年国民党改组,一全大会制定的党章,基本照搬1919年俄共党章的内容。它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明确强调重心在“集权”,也即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王奇生语)。孙文希望最大程度地将国家权力的运作集中于党中央,“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一切权力属于党”,(《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4-15页)并将权力延伸至社会基层乃至个人,“要革命成功,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

一时之间,“‘党国’‘党军’‘党治’‘党化’等名词喧腾于当时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之口。当时广州甚至有‘党市’之称”(王奇生:《党员、党权和党争》,第21页),广州成了国民党改组后的首善之市。在拥抱了俄共的“以党治国”模式以后,孙文早年的政党政治的宪政模式,已渐行渐远。

孙文的“以党治国”思想,对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乃至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党国体制的基本特点:一,国民党不仅要建立革命政权,而且革命胜利后要实行一党专政;二,国民党与国家合二为一,党权高于政权;三,实行党魁独裁制。党国体制的核心是,党的意识形态为治国基本原则,“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党国合一,也就延伸出两层含义,一是党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党等同国。

在当时,掌控意识形态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体现出党的这一集权思想。中央宣传部《章程》规定:确保一切公开言论,都必须以权威和一致的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1924年4月)。中宣部增加新功能,即要监控人们是否服从领袖。当时汪精卫接手的广州《民国日报》,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它不再轻慢党的领袖。

如此一来,以法律形式约定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约法,自然不适宜再提。孙文在1924年公布的《建国大纲》中,也就没有“约法”二字。这也就成为胡汉民抵制约法制定的最主要理论依据。

关于这一点,胡适看得清楚。胡适直指1924年的孙文,已不是13年前的孙文。胡适批评孙文“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有“根本性大错误”。(《胡适文集》(5),第539页)罗隆基甚至直言孙的这一套“党在国上”的源头出自苏俄。李剑农对此有一定论:“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31页)

显然,一向以国民党“正统捍卫者”自居的胡汉民,比起同辈更能理解和继承孙文晚年思想。问题在于,孙文的建国理论庞大复杂,虽然晚年孙不再提立约法,但也没有明确加以否认,这就给继任者留下诠释空间。因此,训政时期要制定约法的主张,在国民党内仍被认同就不足为奇。

如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对派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训政时代必有约法,犹之宪政时代必有宪法。人民权利始有保障”(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43-845页)。国民党右翼西山会议派邹鲁,甚至驳斥胡汉民的“不须约法”理据不足:“训政时期,须有约法:(一)可于同盟会宣言中见之……(二)可于革命方略见之……(三)可于孙文学说见之……可知‘训政时期不须约法’之言为不当。”(《邹鲁全集》,第363页)邹鲁提及的三点理由均源出“总理遗教”。

就连胡汉民本人也非完全弃约法不提。胡在与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等抗辩时,就反驳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政,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甚至居功自恃地说,“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从认识你们”。(《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

那么,胡汉民反对立约法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责任编辑:xuchen]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如果你对新闻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