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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史心酸注释: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2010年08月18日10:07人民网刘火雄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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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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