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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2010年08月12日15:36文新传媒网-新民周刊汪 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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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贫富分化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工人代表有着罢工工人的强力支持,但对于谈判技巧和谈判策略并不熟悉,很多人脸上还没有脱去年轻人特有的稚气。很显然,谈判中的双方所拥有的专业资源,处于一种很不对等的状态。

我们进入会场时,谈判正在休会。劳方代表正在讨论此前总经理斡旋后的方案。

工人代表见到我们赶到,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常凯首先向全体代表确认,自己只是作为劳方的法律顾问参与谈判,而不是谈判代表。对此大家一致同意。关于谈判,他对工人说,必须讲究策略,在瞄准最高目标的同时,也要有心中的底线。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过程,如果双方都固执己见,谈判就不可能成功。大家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资方能坐下来与劳方谈判,这已经是巨大的成果。

“我们要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接受程度”,常凯说,“关键是资方必须承认工人的地位和权利。”工人对此表示认同。

一段“罢工”插曲

正在这时候,厂房有消息传来:由于迟迟等不到谈判的结果,变速箱组装车间工人停产了。当时是下午5点左右,谈判已进行两个小时。这一意外使得谈判场上的人们面面相觑,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工人代表由于对于谈判方案意见不一,在如何处置这次罢工问题上,也莫衷一是。

常凯对工人代表说:按照国际惯例,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工人绝对不能罢工,这种罢工在规则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许的。

“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深感此时需要态度明确地说服工人,常凯说,“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要负责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

绝大部分代表同意了。马上,小李带领几名代表回到变速箱组装车间,把常凯及谈判代表的意见告诉了车间里的工人,要求他们立刻恢复生产。很快,机器开动,工人复工了。

一场虚惊过去,谈判继续进行。

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劳方不断提出意见。但是这些代表都是临时聚在一起,对于谈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计划,只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意见。诉求不一而足。对于劳方的意见,资方也无法立即答复。双方只能再次休会,劳资双方回到自己的独立空间继续讨论,以期形成清晰完整的方案。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也不奇怪。尽管A公司的工人在认知和行动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与上一代工人的明显不同,但这些年轻的工人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经历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们是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从小到大的教育要求他们的是服从,服从家长、服从老师、服从上级、服从集体。他们不习惯表达反对,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更不习惯有效地进行提案、辩论和表决,所以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

常凯召集大家坐下来,告诉他们,目前的问题是意见过于散乱,因此必须调整策略,首先要明确主要的诉求,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其次要明确意见表达的程序。如果大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需要通过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另外,关于谈判的具体策略和技术也要明确。

关于主要诉求。代表们经商讨整理出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工资总额问题;二是工资增加的部分是作为奖金,还是加入基本工资;三是工龄工资问题;四是重组工会。

常凯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首先,重组工会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经资方同意,因此工会重组与这次谈判没有关系。至于工龄工资问题,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是此外企劳动制度最基本的特色,可以提出在中国实行;但我们没有具体的试行方案,建议这个问题在这次会上提出议案,留待下次谈判解决。这次谈判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即工资增长问题。

增加的薪酬如果计入奖金,拿到手的工资总数会多56元,但作为基本工资则会扩大工资基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投票决定。30个代表,按照意见不同分别站在两边,弃权者站在中间。表决结果,同意加入基础工资的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定这一方案。

关于谈判策略,常凯教授提出的意见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在资方同意增加的500多元中,要尽力争取更多地作为基础工资。对此,我们要有一个争取的目标,但也要有一个底线。谈判就是讨价还价,所提的目标只是要价,对方也要压价。我们要据理力争,坚持底线。在此基础上,大家确定了具体方案,由总经理和常凯先与资方非正式沟通。

资方在另一间屋子里。常凯和斡旋人走过去,提出了劳方的加薪方案。资方谈判代表耳语几句之后,没提任何意见,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他们看起来非常疲惫,目的也很明确——尽快签订劳资集体协议,结束罢工。

结果如此顺利,出乎工人代表们的意料。当常老师回到工人代表的房间向大家报告这一消息后,他们都欢呼起来。

顺利签订集体合同

第三轮谈判正式开始后,工人代表正式提出增资方案: 1544元(原工资)+300元(基本工资)+66元(奖金补贴)+134元(年终奖金)。这一方案企业方正式表示接受。并且,具体实施时间回溯到5月份——也就是工人罢工的当月,关于奖金发放的时间和方式,也达成一致意见。工龄工资问题也被提出,资方同意作为下一次谈判的议题。

大功即将告成,会议主持人最后问双方还有没有提议。常凯代表劳方提出,资方对罢工工人不得追究责任,参加罢工不能影响工人今后的职位提升和发展,这是解决罢工问题的国际惯例,应该明确地写入协议。对此,资方表示可以接受,将资方不追究停工的工人的责任写入协议。

常凯进一步提议,劳资双方应以此为契机,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工资增长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通过制度来解决劳资矛盾,在保证工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会议主持人宣布打印协议文本,准备签字。协议书生成之后,资方首席代表又表示,常教授强调的通过法制解决劳资矛盾,并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写到协议中。这一提议劳方完全同意。工作人员马上重新生成了新协议文本。

在谈判之前,资方强调谈判全程不允许拍摄或照相。但常凯建议,谈判应该留下影视资料,特别是成功达成了协议,更应该留影纪念。大家纷纷表示接受。在频频的闪光灯下,劳方和资方两名首席代表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其后,劳资双方谈判代表以及法律顾问、斡旋人和政府代表共同留影纪念。合影后,资方谈判代表频频向常凯教授鞠躬致敬。政府代表也向常凯教授表示感谢,得知我们一行完全是自费来广东时,坚决要承担此行的所有费用。

列席会议的劳方代表们此时也纷纷围拢过来,逐个与常凯教授握手。在30名劳方代表的簇拥下,常凯与他的委托者们合了影,小李就站在他的右边。

此时,已是6月4日晚上9点多,距谈判开始时间已过去6个小时。延续十余天的集体劳资争议宣告结束。

从广东回到北京,我们一直在思考,是什么促成了谈判成功。

工人的集体行动是促成谈判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而当地政府处理事件的正确方针、资方在谈判中的诚意以及斡旋人卓有成效的调解,都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常凯一直所主张的“理性对待,法治解决”成为劳资关系各方的共识。这次劳资集体争议的顺利解决,正是各方“理性对待,法治解决”的结果。

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工会在事件中的角色。常凯决定接受工人委托后,曾与多级工会打招呼,希望他们能派员参与工人的法律顾问团,但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看起来,工人提出“整改工会”并不是没有道理。(伊夫为常凯教授助手,本次谈判亲历者)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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