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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2010年08月12日15:36文新传媒网-新民周刊汪 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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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贫富分化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亲历一次罢工谈判

从历史的经验看来,罢工永远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特约撰稿/伊 夫 徐 多

广东一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工人为争取公平待遇,从5月17日开始罢工,劳资双方经反复交涉,终于在6月初艰苦谈判签订了劳资集体协议,罢工事件平静落幕。

从罢工发起到谈判结束,历时半月之久。这是一起在中国劳动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劳资争议事件。事件的发展和结束始终行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是此次事件最主要的特点。它与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劳资关系和经济模式处于深刻的转折当中。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此类事件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A公司罢工事件的处理和解决为其他类似事件的处理树立了一个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作为A公司工人一方委托的法律顾问,直接参与了罢工事件的解决。我们作为常凯老师的助手亲历了谈判过程,既看到了新一代工人如何组织、行动和进行谈判,也近距离观察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工人罢工行为的应对,深感其中蕴含着许多重要的时代变化。

作为国内学者以公开身份直接介入和促进劳资冲突解决的第一案,我们觉得留下一个记录是必要的。本文对于事件不作更多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主要记述一下事件过程。

接受罢工工人委托

常凯本来预定在6月4日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出发前一天傍晚,他正在家收拾行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南方口音的小姑娘在电话里说,她是A公司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的联系人小李。“我们在这次罢工中遇到许多法律问题搞不清楚。资方的律师说我们违法,我们认为是他们违法,但不知如何反驳他们”,小李急切地说,“您是著名的劳动法律专家,我们希望您能在法律上给我们以帮助。”

事出突然,但略作考虑之后,常凯决定接受罢工工人的请求,担当罢工工人的法律顾问。这些年来,“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规制”是他主持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并由此接触到多种不同类型的工潮,工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处置方式各异,结果各不相同。他希望此次罢工事件能在法制的轨道上顺利解决,并给我国正确处理劳资集体争议提供良好范例。

但同时,常凯也明确向小李提出,只有接到工人们的正式的书面委托后,他才可以介入这次事件。

6月4日上午9点多,A公司工人传真过来一份简要的正式委托书。

因近期我公司停工事件中,劳方急需法律顾问的援助和谈判代表,经劳方代表商量,一致决定现特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作为我公司劳方法律顾问兼谈判代表。

特此声明!

委托人:劳方。

委托日期 2010年6月4日

其下为签名,签名者一共有8位。小李打来电话解释说,因为许多代表不在班上,当时只能联系到这些代表签名,但大家在电话中对委托一事均表示同意。

接到委托书后,常凯决定放弃英国之行,立即乘飞机奔赴A公司,以工人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下午3点开始的谈判。因为这次谈判将决定这次劳资集体争议的走向。是和平解决还是扩大事态,这次会议事关重要。

联手确定谈判原则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谈判就要开始了,而A公司距离机场至少还有40分钟的路程。汽车飞驰的路上,小李不断地打电话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赶到。常凯对她说,工人可以先谈,但要通知企业,劳方的法律顾问马上就会赶到谈判现场。他特别提醒小李,将我们的行程事先告诉以调停人的身份出席谈判的A公司总经理。常老师希望,在介入谈判前,能够先和他做一些沟通。

接近4点,我们一行赶到A公司门口。我们先赶到谈判场所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总经理正在那里等候。看到常老师到来,他兴奋地迎上来握手,又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切入正题。

虽然对我们能作为劳方法律顾问出席谈判,总经理之前也颇觉意外,但仍希望我们参与能给谈判带来新的动力。他已经在劳资双方之间斡旋了三天,显然是由于劳累和压力,双眼布满血丝。

从历史的经验看来,罢工永远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不管是对工人还是对企业来说,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结束这种非常状态。但因为利益对立,劳资谈判往往容易陷入僵局,缺乏动力向前推进,这时候,来自外界和第三方的斡旋力量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推动转机的出现。

常凯对总经理说,罢工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结束,结束的条件即是企业要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但是作为“合理要求”的标准,不应该单方确定而应该双方协商谈判决定。既然是谈判,双方都要妥协才可能谈判成功。

他出示了罢工工人的委托书,表示自己介入此次事件的身份只是法律顾问,而不是谈判代表。因工人谈判代表需要工人选举产生,常凯作为法律顾问,将以法律为依据,帮助和指导工人代表在谈判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要理性对待谈判,促成谈判双方的理解和妥协,以便达成协议。

“通过谈判来结束罢工对于劳方和资方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常凯希望资方也能采取这种态度。总经理对此表示赞同,并说,经过他的斡旋,企业已经提出一个新的增加工资的方案。目前这个方案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机械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工人似乎还不能接受。他认为这个方案已经是资方的底线了。而且,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他也担心,如果A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得过多,将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工资,企业很担心最终承担不起。下一步如何进行,他也感到很为难。

常凯对总经理的担忧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地区的平均工资当然是一个参照,但具体到A公司,工资水平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由双方来谈判确定。总经理对此表示认同。在此基础上,两人又具体商议了增加工资方案的细节内容,约定下一步的谈判以此为基础,争取劳资双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一致。

随着大家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对于谈判前景更有了信心。总经理希望常凯的介入促使谈判最后成功,常凯回应说:“我相信谈判一定成功。到时你要请客的吆!”两人击掌为约,一起走进了谈判会场。

企业老总兼斡旋人与劳方法律顾问在谈判原则上的一致,为谈判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劳资双方的谈判阵容

谈判现场,政府劳动部门的代表,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坐在中间位置,作为中间方主持会议。两旁分别为劳方和资方谈判人员。双方各派5名谈判代表,其中一人为首席代表。

劳方的代表是6月3日晚上和4日上午推选出来的。由于以前16名谈判代表是临时推选的,在代表性上不够广泛,政府劳动部门建议重选代表,以便这些代表更具有合法性。这次四个车间三个班次的工人中推选出的代表共30人,其中首席谈判代表为现A公司公司管理科长兼工会主席吴祐和先生。将吴先生作为谈判代表,是政府劳动部门建议的。其理由是,法律规定企业集体谈判应由工会代表工人,尽管罢工工人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但是在现工会没有重整之前,让现任工会主席作为谈判代表,可以保证谈判程序和结果的合法性。谈判工人代表团认可接受了这一建议。

另外4个谈判代表是从30名代表中选出的,其他26名代表列席会议。这些工人都是一线工人,大部分是90后,中专学历。出面和我联系的李晓娟也是谈判代表。这个腼腆的姑娘今年才19岁,2008年从广东工商技校来厂实习,实习期满后成为正式工人,工作刚满两年。

[责任编辑:vingi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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