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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一位革命者的反思

2010年07月30日08:39腾讯历史雷颐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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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既是经历过革命的火与血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中共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著名史学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王蒙写道,就在听李谈话前,刚刚11岁的他恰恰听到国民党北平市某局长的广播讲话,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此言不虚,因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经官至文化部长,对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赞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评定,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先生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最重要、最大的特点,就是“迂直”。真没有想到,李新竟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蒙在作为本书序言的“怀念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李新同志”中回忆说,那是1946年,他刚刚11岁,李新随叶剑英元帅到北平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因与王父是好友来到王家。李新的谈话,对年幼的王蒙竟产生深刻影响,所以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了这一段。王蒙写道,就在听李谈话前,他恰恰听到国民党北平市某局长的广播讲话,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此言不虚,因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经官至文化部长,对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李新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虽然80年代中期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时他已升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但由于他主持的两项主要研究任务仍由近代史所承担、因此多有具体指点,更由于他长期在此工作,因此影响或曰“遗风”仍“大大地”,时不时就会听说有关他的许多“言行”,在几次会议上也听过他的发言。他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人是我的师辈,一些事早有所耳闻,所以读他的回忆录自然感到亲切,但,更感格外深刻。深刻,因为他既是经历过革命的火与血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中共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著名史学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李新是由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战争年代,他做过地方工作(县委书记)、军队工作(县围城司令部政委)、组织工作(组织科长)、青年工作(青委负责人)……所以他的回忆多方位地反映了战争年代各个“方面”、尤其是基层情况。与其他“老革命”的回忆一样,对那一段烽火岁月他也满怀激情地颂扬、怀念,然而,在激情中却又有史学家的冷静与客观,比许多同类“回忆录”更多了些理性的反思。

虽然现在关于当年“审干”的回忆已有不少,但他回忆的种种细节,还是令人意想不到。“整风”、“审干”开始时,他已离开延安,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任组织科长。“审干”开始不久,一位敌工科长就在巨大压力下自杀,但第二天就开大会,“组织上”宣布他是“以自杀来威胁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吹响,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到河边后他才发现,只有男同志没有女同志,正纳闷时又被命令脱衣下水。到水中后,只见负责“审干”的几个人逐一搜查每人衣裤,仔细查看里面的各种东西。回到宿舍后,发现每人的背包已被彻底搜查,大多数人的信件都被拿走,其他文字东西更是全被收走,片纸不留。原来,所有女同志都在宿舍被搜查。但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当时他并不知道,只到二十多年后的60年代初,他遇到一位当时参与搜查、此时已任某省组织部长的老战友时,才得知详情,他写道:“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而李新得以幸免,不仅因北方局机关“审干”的负责人是他在延安时的老上级、力保他“过关”,更有偶然因素。与他在四川一同搞“学运”、同时入党、一起奔赴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在延安“整风”时被逼“坦白”说自己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同时“招供”说李新加入的也是复兴社。幸亏战争期间,交通不便,这个材料没有寄到前线(中共北方局),而是装在他的“延安档案”中,否则在所难逃。直到1960年因工作调动,中组部才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这份材料,此时真相早已大白,自然将这份材料抽出销毁。

他沉重地写道:“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细致回首这一页,不是为了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汲取历史的经验。

就在共产党要夺取全面胜利、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李新却出人意外地主动要求脱离权力颇大的“实际部门”,而到权力小得多的“教育口”工作,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早年就想当老师因此考入“川东师范”,却因参加救国救亡而中止学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或许,救亡、革命理想实现后,当老师、回到教育界对他而言是一偿夙愿。后来,他又从人民大学调到近代史所工作,仍不脱离文化、学术界。

因他的资历,无论是在人民大学还是近代史所,仍居“领导”之列。而这一阶段,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理论、思想、学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接连不断,风急浪高,最后酿成暴风骤雨。作为领导,他对这些运动的了解自然较他人更深一层。

在反右运动中,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之一,但也险些被打成“右派”,多亏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保护,才幸免于难,不仅幸免,而且还成为新闻系的反右运动指导人之一。在新闻系召开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系主任安岗在发言中“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言辞非常激烈,已知“要收”最新“动向”的李新立即扯他的衣服,暗示他停止发言。但安岗正在兴头,根本不理会李的暗示,李新只得宣布暂时休会,私下狠批了安岗一番,将“正要变化”内情告安,再开会时,安才不再发言。接着安岗发言的是著名记者彭子冈,发言也非常激烈。后来,彭即因此被打成“右派”。李新悔痛地写道:“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彭的丈夫)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些对国民党不利的消息,就是通过彭子冈登在《大公报》上,使国民党非常被动。“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了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这种反省与自责,并不多见。

1959年,北大和人大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激情满怀地想调查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优越性”。负责调查的领导人邹鲁风是“一二·九”的老革命、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大跃进”开始时他兴奋异常、几近狂热,曾提出把首钢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划归人民大学,并实行“供给制”。调查组在河北、河南各选一个点,哪知实地一看,才知情况与原来设想正相反,非常严重,老师、同学大吃一惊:“什么‘高产’、‘放卫星’,每亩地产粮几千斤、几万斤以至几十万斤,都是胡说八道。实际是基层干部把农民当做奴隶,把他们像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营,男女分开,不许同居,把每家的锅都打碎,拿去炼钢铁,然后由公社办食堂,全村在一起吃大锅饭,农民干活不出力,吃饭却拼命。”不久,农民只能喝稀汤,他们在河南听到流行民谣:“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参加调查的一位哲学教师曾在一二九师给刘伯承当过参谋,忧心忡忡,含泪偷偷对李新说不久可能会发生大饥荒,会饿死人。情况果然被这位老师不幸言中……回忆至此,李新这位老革命、老党员难掩悲愤,激动地写道:“从1959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实即饿死)人数不下三千万人!这是多大的罪过啊!但至今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竟把这么大的罪过说成是想在中国探寻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面对此情此景,曾经最为狂热的老革命邹鲁风冷静下来,他以调查材料为基础,舍弃一些最严重、最恶劣的典型材料,写了一系列基本实事求是的报告。北京市委非常重视他的报告,准备“纠左”。不想庐山会议上最高层反要“反右倾”,于是北京市委也反过来把考察团的这批材料作为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证”,把邹鲁风和调查团的主要成员都打成“右倾反党分子”。

本来在了解到调查的真实情况后,北大、人大两校的主要领思想一致,都认为“大跃进”太“左”,应该适当纠正,应向上级报告实情。现在全党反右倾,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为推脱责任,便联合起来,说邹要调查组专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写出许多“罪恶材料”。于是向邹发动无情斗争,邹气愤不过,最后服药自杀。

对“大跃进”的前因后果及邹鲁风的遭遇,李新都有深刻的分析,恕笔者不在此细述。我只想多说一句,后来公开发表的“两校”联合调查报告却是(当时也不能不是)坚决反击“右倾”、大赞人民公社的颂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正以这类公开的报告、报道为“文本依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研究”,进而对其大唱赞歌。“历史”如何“形成”,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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