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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2010年07月29日09:55腾讯历史余英时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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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2005)恰值中国废止科举制度整整一百年。《二十一世纪》决定推出一期纪念专号。早在一年之前,我已接受编者的稿约。但不料在预定撰写期间,别有他事相扰,不克从容着笔。本文是在忙乱中挤出时间写成的,草率谬误之处请编者与读者原谅。

如果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作科举考试的发端,那么科举制度在中国先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与统一王朝体制同始同终。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是值得回顾的,所以我决定对此制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作一次长程的观察。只有先认清科举的历史特色,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科举废止为甚么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开宗明义地说,我认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下面我将讨论科举内外的四个部分,以证成上述的观察。本文属通论性质,而非学报式的专题研究,虽参考了不少原始史料与现代专著,但一概不加注释,以便省览。

从表层作描述,「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甚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问题,这里毋须深究;但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柢固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每一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之计几乎无不把「开科取士」当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视,甚至所谓「征服王朝」(如辽、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虽然其重要性不能与汉族王朝的科举相提并论。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甚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学而优则仕」一语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责的话柄,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涵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为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纪元前五、四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四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复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如齐、赵、楚、魏「四公子」及吕不韦等)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句政治格言广泛地流传于战国晚期,决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说明:「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正式形成。这一新兴阶层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转变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春秋谷梁传》中有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一转变: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成公元年条)

「上古」不过是「托古改制」的说法,事实上这句话确切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实况。士、商、农、工是专业分类,士和商则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两大阶层。「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便从此凝固了下来(至于后世四民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则是因「重农轻商」而修改的)。第二、由于受过精神训练和经典教育,「士」的专业主要在担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层级的领导工作;这一点至战国末期也已取得社会的共识。因此「士」与「仕」在当时的语言中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孟子早就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明明是承认「士」以「仕」为专业,同时也肯定了四民的社会分工。后来荀子更铸造了「仕士」这个名词,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与「处士」的概念作对比。

「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会动力正是汉王朝不得不将政权向「士」开放的根本原因。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出身「无赖」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里;他公开说道:「乃翁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但他做了十一年皇帝之后,忽一改故态,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齐桓公,下诏「招贤」了。这就表示:他已领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诏书坦白承认:为了「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他愿意「尊显」所有「肯从我游」的「贤士、大夫」。但是为甚么要迟至七十年后汉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开辟「士」的入「仕」途径呢?这也是「士」阶层的势力一步步逼出来的。汉高祖为了巩固刘家的天下,建立了许多独立的世袭王国和侯国,由刘氏子弟分别统治。春秋战国的政治格局几乎又重现于统一帝国之内。《汉书.邹阳传》记述得很明白: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游士」风气的的复活。战国末期「士」的队伍已极为壮观,但一般而言,他们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语,见《史记》本传),不得不奔走各「国」之间以求「仕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专业。汉初「士」的处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汉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128年)之前,他们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跃在各独立王国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统的局面下为分裂的势力推波助澜。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这一情势甚至一直延续至武帝初年未变。《盐铁论.晁错》篇记: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抓住了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便真正懂得为甚么汉武帝紧接着「削藩」之后,一方面在中央设立太学,一方面又令州郡察举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影响之下,他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帝国的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

总之,「四民之首」的「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汉代统一帝国不得不「开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发端如此,它在后世统一王朝下持续发展也是如此。汉武帝以后,「士」已脱离了「游士」的阶段,一方面,与宗族、亲戚、乡党等人群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开始「恒产化」,在乡土定居。这样一来,「士」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凭借,在所居郡县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士」的影响力从文化与政治领域逐渐推展至社会、经济各方面,而且盘根错节,牢不可拔,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也愈往后而愈为巩固。汉以后的统一王朝为了「创业垂统」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虑怎样与「士」阶层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构的科举制度必须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南朝后期以来,「士」阶层中所谓「寒人」开始抬头,他们要突破门阀的政治垄断,争取入「仕」的机会。这是新科举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历史背景。唐代是门阀贵族逐步衰落的时期,中、下层的「士」通过科举在政治上则逐步上升。所以「进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后愈显著。但门阀的彻底衰亡发生在五代北宋之际,因此从宋代开始,所谓「四民社会」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与其它三「民」──农、工、商──之间的社会流动则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随时可以降为农、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陆游、袁采等都关心后世子孙不能为「士」时应如何择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农、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袭职业,同样有上升为「士」的机会,所以熙宁二年(1069)苏辙〈上皇帝书〉说: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这一句话便足够证明「士」的社会基础已比唐代远为扩大了。苏辙〈书〉中的「士」即指科举的参与者而言;这是中国社会史的新动向,下面将略作补充,此处不详论了。总之,唐、宋以后科举制度已成为传统帝国系统的一大支柱,无论是对「士」怀着很深敌意的朱元璋或异族入主的满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举的统合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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