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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2011年04月02日11:30书摘侯旭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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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结论,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18世纪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三、中国接受“专制说”的背景与后果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显然不可能对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安心从事研究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接受的,并随即应用到实践中。从学术的角度看,是犯了结论先行,以论代史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这一并无多少事实根据,且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论断?

从中国本土方面考虑,最直接的是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到的空前挫折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历史,意识到自己的政体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前人的研究已多,不拟赘述。这里仅就政治局势背后隐藏的深层“心态”做些分析。

进一步观察,支持这种认识的是中国人看待“过去”时长期存在的“成王败寇”逻辑。这种逻辑集中体现在史书中,中国历史上“正史”编撰的基本方式是本朝只修起居注与实录,由后代为前朝修史,更强化了这种逻辑。权力斗争中取胜的一方(新王朝)拥有最终的叙述前代王朝历史的权力,失败的一方(覆灭的王朝)只能被表述,不能自己去陈述自己的“过去”。在这种格局下,历史的叙述,特别是涉及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时自然多呈现出“曲笔”与“回护”,将历史进程描述为向新王朝迈进的“线性的历史”,贬低前朝的政绩与功绩。史家往往成为枪手,负责执行“曲笔”任务。同时,还应注意到,所有的士人,即知识分子,都是在不断阅读这些呈现出“线性历史”的史书中步入士林,进入官场的,难以逃脱浸透在“史书”中的这种史观的潜移默化影响。即便到清末,当他们走出国门,这种逻辑也会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在清末巨大冲击中所遭遇到的是亘古未有的变局,取胜的不再是某个从中国内部产生的新王朝,或某个周边的外族,而是远道而来,挟坚船利炮的“夷人”,落败的不仅是清王朝,而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专制说”等等对自身历史的批判与重新论述,再次充当了执行“曲笔”的枪手,只不过这次目的发生了变化,目的是拯救中国,而不仅仅是证明某个中国王朝的无能与失败。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分析中国史学的正统问题时就曾指出:“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不幸的是,他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却依然重蹈覆辙。

这种逻辑也同样应用到打败清朝的“洋人”身上,因为自1840年以来洋人多次打败清军,显示了船坚炮利的力量,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西洋人、西洋学说由漠视到佩服与羡慕,从而出现了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自我否定历史的潮流。20世纪以后出现“全盘西化”说不过是这种潮流的极端而已。这种逻辑说穿了是一种“以今度古”的“非”历史的态度,类似于对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更深一层讲,体现了权力对“历史”叙述的操纵。如果说近代西方逻辑是“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权力就是(历史)知识”,拥有权力也就获得了解释历史知识的权力。

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如学者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欧美东方学的理解与方法在中国自我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对过去的理解中成为一个可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儒教、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家族主义还是特别的种族特性,都可以溯源至欧美东方学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的共同之处在于使用出自西方观念的形象、概念与标准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传播这种西方意识的不仅是西方的传教士,还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实际上还包括作为重要桥梁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这几股力量共同作用将西方对东方的表述,如中国专制之类,译成中文,引入中文世界,并变成自己的表述加以传播,进而重新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记忆。

其结果是中文世界中出现的中国史,表面看来由中国人自己做出的论述,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实际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语言,而是经过翻译、引进与创造的“近代汉语”语汇,骨子里则是欧美东方学对中国漫画式认识的重复、再现与拓展,中国“历史”因此丧失了依据自身的脉络表达自己的机会与能力,从而实现了在物质层面之外的“文化与表述层面上”对西方的依附。

同时,这种舶来的论断又直接卷入清末的实践活动,为推翻清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中国人在对自己历史的描述中用“专制政体”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年政治时,就等于在替西方人宣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正是由于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己如此表述,也才会更具有欺骗性与“说服力”,才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接受这一论断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走向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即按照西方人的观念重新塑造对中国自身历史认识的过程。其结果是我们在空间上是生活在西方以外的东方,但是,从商品、品味、感觉到表述,实际都难以挣脱西方制造的牢笼。

“中国专制”说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历程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背景下国人思想上经历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中国在现实中仅仅是半殖民化,但在思想观念上受到的殖民却更加严重。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得的),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和“中国专制”说一样,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加以西方“东方主义”的歪曲,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不可等闲视之。这种歪曲的中国观通过各种渠道流行于世,所以,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当代学者也并非直接、透明地面对史料,而是透过包含着近代以来,乃至早到传教士时代以来所形成积累的“中国观”在内的观念来认识过去,因此,近代历史对于研究古代的学者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清末救亡图存的斗争年代,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的武器无可厚非,随后未经认真充分的研究,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则遗害不浅。这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忽略并遮蔽了许多历史现象,妨碍对帝国体制的把握,也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无意间为西方的“东方学”做了不少添砖加瓦之事。即便是似乎远离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实际也难以摆脱其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对以“专制”说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观的彻底清理,具体研究很可能会在不自觉中为这些歪曲之说推波助澜。

如果以上分析不误,现在亟需摘掉这类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在缺乏对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以及君臣关系全面清理的情况下,贸然以“专制”论作解,可能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一重新探索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间也许充满艰辛与曲折,但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却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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