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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2011年04月02日11:30书摘侯旭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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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结论,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18世纪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二、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本返销中国,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逐步流行开来,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罕有置疑者。

就目前所见,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19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时间大约是在1899年。

1.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797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年)五月庚寅”条,天皇诏书云“自今以后……其所有财物田园,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分明案记。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就已使用了该词。1827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纪”“养和元年”亦载,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专制天下,位极人臣,为帝者外祖,复何所遗憾”云云。不过,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即独断专行,指的往往是侵夺他人(多指君主)职权而独断专行,并非是一种政体。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1861年,日本藩书调所的洋学者加藤弘之(1836-1916)著《邻草》,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若论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ー)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ーキ)两者……君主政治的政体分为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两种”。7年后,即1868年,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并分别予以解释。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而擅制亿兆,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其一人专礼乐、征伐之权,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此则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在日语中,“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均为“せんせぃ”。1866年福泽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デスポット”,并意译为“立君独裁”。[47]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JohnS.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为《自由之理》,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デスポティズム”,并意译为“霸政”。而1874年12月,尾崎三良(1842-1918)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其中说到:“晚近论及国体,往往分为四类,曰君主专裁、曰君民同治、曰贵显共和、曰百姓共和。”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下面接着说:概括而言,为立君、共和两类”,后文进一步指出: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的阶梯。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的国体”,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1840-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50]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二第一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ッ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ー)与专制政治(デスボテ#<リ>ズム)。[51]

其中的“デスボテ#<リ>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译者根据英译,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其文做:

据此所见,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デスポット]”,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ット”译成“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过,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曰立宪、曰专制、曰立君、曰共和。”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当今西洋事情,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之说,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中更是明确提到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不过,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根据欧美历史发展,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随着逐渐开化,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的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年11月,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实行的是君主擅(专)制政体,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大久保所使用的“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8年后,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实际到了1890年,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强调民权的人物,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此外,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近于专制独裁者,但在形式上确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可以说,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擅(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幕末明治初年以来,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政体进化思想,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体。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此外,18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视之为“恶之国,加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使得无论从现实,还是透过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表述。可以说,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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