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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戏队告张艺谋 要求为电影中表演正名

2010年07月16日17:53三联生活周刊蔡小川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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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戏队告张艺谋 要求为电影中表演正名

“神头”詹学彦(左)和詹家屯三国地戏队部分成员

贵州地戏队告张艺谋 要求为电影中表演正名

活跃在“5·28”城隍节上的地戏队

贵州地戏队告张艺谋 要求为电影中表演正名

雕刻繁复美丽的地戏面具

  贵州安顺地戏现状:官司与乡土

  和张艺谋打一场6年前的官司,詹学彦套用安顺市文化局领导的话说,“不赢也赢了”。电影《千里走单骑》里,他带着安顺旧州镇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的表演,被字幕打为“云南面具戏”,于是有了今年在北京开庭的“正名”官司,以及庭上农民们穿戏服、执大刀指控的一幕。现实中,被学界誉为“标本”、“化石”的“地戏”,对当地人鲜活实用。

  记者◎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

  打官司的逻辑

  本刊记者到达旧州镇的时候,正赶上“5·28”城隍节。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由硕大的木头神怪、孩子、老人各自吹打弹唱的队伍首尾相接,穿越小镇的4条街道。其中戴着面具的地戏队,有特权偶尔停下,在不同的门市小店门口停下唱祷一番,然后骄傲地接下红包。

  詹家屯绝不是安顺地区最好找的地戏队。安顺市的简介中“拥有380多出地戏”,现在真正能操练演起来的地戏队,大概不超过30支。游客想听地戏,最方便的途径是在旅游地点“天龙屯堡”提供的地戏片断表演,收十几元可以欣赏十来分钟《三英战吕布》,旁边还配着滚动大字幕。戴张飞面具的曾玉华这一天唱得特别卖力,嗓音激越,打斗时腿脚也快。他告诉本刊记者:“今天下班早,我现在只有周末回詹家屯看看,四五年了都在天龙这住着,唱戏赚钱。”他的晚餐就是一碗辣椒菜汤拌米饭,再有一小杯白酒。作为詹家屯的“神头”,月收入八九百元的58岁的曾玉华现在依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说,“在这里不能把自己当艺术家,也就是个打工仔”。

  之所以有“艺术家”一说,是曾玉华在今年的官司后,“得了一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虽然补贴一年只有5000多元,“毕竟是领导上重视的结果”。其实在他心里,“艺术家”应该是从1993年去台湾演出开始算的,“那可是人家台湾的大学教授,来安顺转了一个月选的我们这一队”。安顺市的地戏队众多,这里是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驻兵之地,“屯堡”遍布,操演地戏实为练武,现在老年妇女还穿着明朝服饰,在很多人类学家的描述中这里简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路地戏队就开始受到不同地区、国家的邀约,前往外地表演,演出最多的三四支队伍中,詹家屯也在其中。“一年到头我们光外国宾客就要接待多少!”曾玉华自豪地认为,“我们也是见世面的人”。

  在2004年受到张艺谋《千里走单骑》剧组青睐,被挑选去云南丽江拍戏前,农民们完全没听过“张艺谋”这个名字。“我从来没看过电影,电视都很少看。”他们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农活占据。“我们这些屯堡都有个特点,就是封闭。唱戏祖辈上也是自娱自乐的意思,甚至外村的、外姓的都不太来看,我们自己演戏。出去演出都是领导安排的,我们自己也不会弄。”詹学彦告诉本刊记者。

  当时剧组委托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在当地寻找地戏艺人。“老局长直接找的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丽江,又介绍了很多,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著名导演,跟他拍过电影都能出名。”这时“张艺谋”三个字突然就有了点石成金的功力,“村里的人像着魔一样”。詹学彦也是戏队“神头”。“当时剧组本来说要14人,临要走了突然缩减成8人。”这个变动使戏队出现了分裂,“要去都去,要不去谁也不能去”。詹学彦当时承担的角色,是去扮演唱戏的演员的替身,算是主角了。最后他反复做工作的结果是,回来时给其他没去的人分一些报酬。

  在詹学彦看来,自己这一次往外走“成本太高了”:“以往我们去上海或北京演出,都没有参加张艺谋电影这么难。大家连身份证也没有,不少从外地赶回来的,地戏队里虽然我能做主,可是农村人都是爱说风凉话的。”不过詹学彦还是觉得应该去,“电影一上我们必然要火了,地戏不就也火了?”但到了云南,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剧组不让我们带自己的面具和服装”。剧组对地戏的行头已经在安顺精心置办好了,但是演出中只字未提“贵州安顺地戏”之类的字眼。“我们还以为拍电影是去给我们地戏做宣传的,现在想想,怎么可能呢?丽江有钱,人家张艺谋是丽江请的,戏都是在云南拍的,安顺又没出钱,人家凭啥要给我们宣传呢?”詹学彦虽然精明,却并不敢在当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一共就见了张艺谋四五次,也没说上话,我们拍戏他是来看的,但是我一个农民,只是个替身演员,脸都露不出,哪能去和他说什么的?都是一些主任、副导演什么的,也不知是谁,反正发指示的都是这些人。”

  “后来很多村民说我们卖祖宗,其实我们真冤枉,没有签演出合同,只是给我们每人60元一天的演出费用,我是神头又是主要的,120元。一共待了不到20天吧,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说是和犯人一起可以体验生活。”詹学彦说他当时演出非常卖力,扮关云长是他的长项,一切唱词动作都烂熟于心。“我们都被要求和犯人一样,穿犯人的衣服,剃光头。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可是我们是农民,去和人说我们不愿意,根本没人理。”这些气愤的说辞,并不是因为打官司而临时生出的想法,无论是曾玉华还是詹学彦,谈到要和犯人一起就语气激动,满脸通红。“有一次拍完监狱的戏,我去剧组打饭,可能人家没看出来,还特别严厉地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不在这儿吃!”曾玉华说,“我和一个副导演说,我们不愿意剃头,不想和犯人一起,我们又没犯法!人家说,那你自己考虑,这戏还拍不拍?你是个头。把难题丢给我了。我一想不拍不行了,人生地不熟,工钱到最后临走时才给我们,如果半中腰不干了我们一分钱拿不到怎么回去,怎么交代呢?都已经答应了这码事,那个老局长接洽这事也是好意,可是他并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又没有合同,真是委屈得很!”

[责任编辑:kexi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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