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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冤案是怎么形成的?

2010年06月03日11:46中国新闻周刊刘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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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赵作海案

赵作海案余热未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首次明确了包括“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种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证据。这被视作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巨大创新和突破。

然而回溯赵作海案,不难发现,将赵作海致罪的推手不仅仅是公安取证的刑讯逼供。这其中包括,当地乡村的道德审判,司法界解决超期羁押的决心以及政法委的协调办案等等

本刊记者/刘刚 (发自河南商丘)

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回到赵楼,看见围上来的老乡,忙不迭地递烟,但没有人肯接。

在赵楼村,如今的村民们还是看不起赵作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男人虽说被证实没有杀人,但至少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乡村的罪人

通奸——在这个中原农村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事。

这是一个被麦田包围的平静村庄,一条机耕道贯村而过,村民的院子邻路而建,全村1000人上下,流言飞语从村头到村尾的传播用不上10分钟。

11年前,赵振晌从赵楼村“消失”后,村民们相信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蒸发了。”与此脱不了干系的只有赵作海。

他与赵振晌此前发生过流血冲突,然后赵振晌就“消失”了。

这个简单的逻辑在赵楼村人们的心里一开始就根深蒂固。民间旁证不断地增加,二赵因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而且都与这个女人不清不楚,此前纠纷还动了刀子。

不管村里人怎么说,在赵振晌“消失”四个月后,警察带走了赵作海。

调查了20多天,赵作海被放了出来。因为警方找不到更多的证据,哪怕连赵振晌的尸体都没有。

但在许多村民心里,赵振晌的“消失”,肯定和赵作海有关。只是证据尚未出现。

赵振晌“消失”快一年半的时候,赵楼村出了一件大事。村西头的井内,挖出了一具无名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尸体上还压着几块巨石。

当天夜里,赵作海又被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当时他刚从地里忙完农活回家。

那是1999年5月8日,赵47岁。

赵作海被带走的第二天,就被刑拘,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

两天后,他被带到商丘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这里,赵作海遭遇了“生不如死”的刑讯逼供。

他先后做了9次有罪供述。这些口供也成为他日后定罪的重要依据。

在公检法系统最终为赵作海定罪之前,这个案子在赵楼村已经被视为铁案。和二赵不清不楚的那个女人,成为村里人眼里的荡妇。不久赵作海的老婆也改嫁了,撇下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

在赵振晌“消失”一年半之后,民间的审判系统已经结案,对于赵作海,“当地人皆曰可杀”。

但警方的取证调查还在持续。在被刑拘40天后,1999年6月19日,柘城县检察院对赵作海正式批捕。当时的柘城县检察院批捕科科长杨东平,后来成了柘城县检察院反渎职局的局长。

被呈送到柘城县检察院批捕科的证据有:赵作海的口供,刑事技术鉴定,证人的证言以及赵振晌的失踪。

柘城县检察院正是依据上述证据,做出了批捕决定。

证据不足的“凶手”

根据司法程序,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归中级人民法院管辖。1999年10月,赵作海案完成了公安环节的预审后,由柘城县检察院公诉科报送至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审查起诉。

当年,商丘市检察院承办此案的小组共两人,公诉处副处长王长江牵头,主诉检察官是汪继华。

“赵作海的案子就一个核心问题,尸源问题。”事隔11年,汪继华对于赵作海案的具体细节已不清晰,但汪继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初步感觉,这个案件无法确认被害人身份,所以案卷一到我手里就退了。”

汪继华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1997年到商丘市检察院工作。他是一个很看重职业声誉的人。获得过“人民信得过检察官”的荣誉称号。

在当时,村里人都觉得赵作海是杀人凶手的时候,检察官汪继华做了退卷的决定。理由是,证据不足。

除了尸源无法确定是赵振晌,另一处疑点是凶器。

随后,柘城县公安局补充了一些细节,不久,案卷再次被报送到商丘市检察院。

“但是尸源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汪继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法规,检察机关两次退卷后,公安机关要么撤案放人,要么变更嫌疑人的强制措施。

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检察院第二次退卷,但赵作海却依旧羁押在柘城县看守所。

“如果当时释放赵作海,社会效果无法估计,放大了讲,关着他就是政治需要。”汪继华分析,社会评判,不是专业评判,“现在赵振晌回来了,村民才知道他没有死,才知道赵作海没有杀人,可那时候赵振晌没有出现,谁知道赵作海有没有杀人?”

2001年5月,汪继华辞职离开商丘市检察院,与人合伙创办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

一直到2002年被起诉,赵作海被超期羁押将近3年。

三堂会审

就在赵作海被羁押期间,千里之外的广西玉林,曝光了一起因超期羁押导致的悲惨事件,掀起了社会上对超期羁押的密集关注。

在广西玉林,1974年,谢洪武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拘留,此后,谢在玉林第二看守所里度过了漫漫28个春秋。

这一案例的曝光引起了司法界的反思。

超期羁押被称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三大难题之一。据权威部门的统计,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

2000年全国九届三次人大会议上,陕西人大代表刘三阳提交了《关于对司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行“拖案”责任追究制的建议》,认为“拖案”数量多、涉及面广,对社会稳定影响大,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错案。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超期羁押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在当年6月底之前要全部纠正。

《通知》还特别提到,“在清理纠正超期羁押案件过程中,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疑难、认识不一致而久拖不决的案件,可以专题报告党委、人大、政法委,促进问题的积极解决。”

在此背景下,赵作海案再次启动了司法程序。

2001年7月,中共商丘市委政法委召开协调会,政法委和公、检、法三部门经研究认定,该案尸源问题没有确定,仍不具备审查起诉条件,不予受理。

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王长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柘城县检察院召开,决议要求公安局去做DNA鉴定,确定尸源。”

但DNA鉴定报告最终无法形成结论。赵作海又被持续羁押了1年多。

时间到了2002年,政法系统解决超期羁押的决心越发强烈。

5月31日,在山东省潍坊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纠正超期羁押经验交流会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超期羁押案件的督办力度,检察环节存在的超期羁押案件,要在2002年6月底前全部纠正。

这一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等部门,为了解决超期羁押这个“老大难”问题,联合下发了《河南省刑事诉讼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办法》,要求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期限。文件细化了案件在各个诉讼环节中的时限和责任划分,包括检察院要及时向办案单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据官方数据,到2002年底,河南省共计清理超期羁押5000余人,遗留超期羁押案件20余人,基本实现了无超期羁押现象。

在此期间,赵作海案再度过堂。

2002年,八九月间,商丘市委政法委第二次就赵作海案召开协调会。

最终的结果是:赵作海案具备了起诉条件。

当年,决定赵作海命运的这次协调会,公检法三家各方的具体意见如何?由于与会者三缄其口,会议纪要无从寻觅,至今仍是一个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多次致电中共商丘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师灿。王师灿表示,他已于协调会后第二年退休,对那次会议的情况已记不清楚。王师灿承认,他不是学法律的,而是学煤矿和矿山机电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当时商丘市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张士勋,已在2008年因受贿罪被判刑。

时任商丘市公安局局长的崔保连,现已调任三门峡市,出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时任商丘市检察院检察长的吴廷学,现已调任河南省检察院。

“政法委是党委的职能部门,代表党委,其角色非常关键和微妙。”一位退休的政法委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法委与公检法部门的关系,简单概括就八个字:“领导、指导、协调、监督。”在他看来,政法委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位子没有摆对,就容易适得其反。

据介绍,党委政法委开协调会,一般会召集公检法等案件承办单位参加。会议主要有两种形式,对于非常重大敏感的疑难案件,全体委员参加,都是各部门一把手,也称作“大三长”会议;另一种是“小三长”会议,对于一些案件不够重大,但又需要政法委协调的,由各部门分管副职参加,比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检察院分管公诉的副检察长,法院分管刑庭的副院长。

学界这些年对政法委制度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主要有两种声音。比较温和的主张改良政法委员会制度。中国法学会郭道晖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政法委员会制度在实践中会导致地方党委的非法干预问题。

“政法委实际上是公、检、法、司的联合体。往往变成司法机关‘联合办公’,多属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约’。或者政法委员会的委员制变成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他个人说了算。重要案件都须给他审批,成了判案的习惯程序。”

另一种主张取消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制度。中国公安大学崔敏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主张废止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的制度,取消政法委员会。“过去多年形成的由各级党委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各部门‘联合办公’、协调定案的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由于法院和检察院都必须贯彻政法委的‘协调’意见,实际上他们不可能独立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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