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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艰难维权路:找张艺谋打官司

2010年05月27日11:36南方新闻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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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艰难维权路:找张艺谋打官司

电影《千里走单骑》里,监狱里全身披挂演关公的“李加民”,其实是詹学彦,后面几位穿囚服的光头演员是他的地戏队成员

“非遗”艰难维权路:找张艺谋打官司

詹学彦披挂着地戏中关羽的全套行头出庭,他把“青龙偃月刀”放在一边地上,坐在证人席上,陈述了 当年参演《千里走单骑》的大致过程后,他说:“电影出来,我们被家乡人骂祖宗。” (安顺新闻办/图)

这是第一次地方政府出面,为“非遗”维权的案件,被告方是张艺谋和他的《千里走单骑》;这也是一件让大家都尴尬的事情——在我国,“非遗”权利的选择,其实是“无法可依”

尴尬的名分:“上次在监狱,这次在法院”

庭审结束,并没有当庭宣判。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18号庭外边的走廊里,刚才在证人席作证的“神头”詹学彦,面对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几台摄像机,唱起了安顺地戏《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走单骑”一段。

“上次在监狱里唱。这次在法院里唱,算是给我‘正名’了。”回到贵州安顺家里的詹学彦憨厚地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5年前,在云南丽江,张艺谋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拍摄现场,詹学彦在“监狱”里也是唱的这一出。

人们也许早忘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高仓健演的日本父亲到云南寻找当地的一种面具戏。他的儿子曾来看过,念念不忘,现在得了绝症;他想让儿子离世前能再看一眼。千里迢迢来了,才知道台柱子李加民犯事进了监狱。好不容易找到监狱里,请李加民在他镜头前唱戏,李加民却提了个麻烦的条件。

电影里扮演李加民的是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会唱当地的“澄江关索戏”。但影片的作曲郭文景在当地考察之后,认为关索戏要是搬上银幕,效果不够理想;最终他辗转找到了贵州的安顺地戏。

电影里,露脸的“李加民”是非职业演员李加民,但在监狱里全身披挂戴着面具演关公的“李加民”,其实是詹学彦,安顺旧州镇詹家屯地戏队的“神头”——地戏在当地也叫“跳神”。另外几位光头穿囚服的是他的地戏队员。

“千里走单骑”这出戏,是电影里不可或缺的成分——电影连名字都源于此。刚到剧组的时候,曾有位制片做神秘状对詹学彦说,拍完这个电影,他们就成明星了。他显然不知道安顺几支骨干的地戏队,从1980年代起就多次在欧洲、日韩、新加坡以及京沪粤港台等地演出,从海内外找到安顺来看戏的也大有人在。1986年,安顺西秀区龙宫镇蔡官地戏队首出国门,在巴黎、马德里演出引起轰动,比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影坛打响“第五代”头炮还早两年。

拍摄工作开始,詹学彦和他的戏队成员才知道,他在电影里是给一个囚犯角色做唱戏的替身,他的队员还要剃光头,体验“监狱”生活。他们不太乐意,但既然已经约定了,活还是要给人干好。在剧组20天,地戏队员每人每天有60块钱报酬,这对他们已经是不错的收入。

与剧组联系这一次演出并且带队去丽江的,是当时已退休的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帅学剑。他多年研究安顺屯堡文化及地戏,2008年著作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中的《安顺地戏》一书。

地戏队的农民能有些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艺谋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能够看中你们让你们去拍戏,这是一个无上的光荣;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宣传我们的地戏。”帅学剑事后回忆说。

电影确实宣传了地戏。但谁也没想到是令人尴尬的“宣传”。

迟到的官司:“大局观我们还是有的”

詹学彦在一年多后看到了电影《千里走单骑》。一幅电影海报上高仓健手里拿着的关公面具,正是安顺地戏面具匠人杨正坤制作的,银幕上也的确是詹家屯戏队的演员披挂登台,但配合着日语旁白的中文字幕却写着“这是中国云南省的面具戏”。然后他们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消息:看过电影的中外游客慕名到了丽江,却找不到电影里的“面具戏”。

比如旅日教授、摄影家李长锁。“他到云南去看地戏,云南没有,又辗转来到安顺。”现任安顺市文化局局长邹志明说,“他说如果早知道就在安顺,我直接奔安顺来了,不会再到云南转一圈。不光他,还有很多游客也有这样的经历。”

报章上开始出现各类文章,说《千里走单骑》再现了云南澄江关索戏 (同样是 “濒临灭绝”的“戏剧活化石”)的魅力。这样的文章至今在互联网上仍然可以搜出不少。这一切让詹学彦和安顺的屯堡人心里很不是滋味。2006年,詹学彦和地戏队就决定状告张艺谋和他的电影,讨一个说法:地戏是安顺的,不是云南的。

但这场官司直到2010年5月11日才终于开庭。被告方是影片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和出品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原告方是安顺市文化局,当年演电影的詹学彦和曾义华,穿着戏装作为证人出庭。

“如果叫我们去打这个官司,你有什么条件和张艺谋打官司啊?哪怕你有道理。”詹学彦说,“为什么说农村人要提高知识水平?包括我自己,知识也很浅薄,有什么能力跟他去打官司?这是从我内心的看法。该找谁?怎么打?都不知道。”

这场官司因为告张艺谋受到广泛关注,也因为“迟到”引来对诉讼动机的质疑。网络上不少人质问:“早干什么去了?”原告方的代表说,一是因为当年张艺谋已经担任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他们觉得那时候起诉不太合适——“这个大局观我们还是有的。”一同到北京旁听庭审的安顺市委宣传部部长颜学丽告诉记者。另一方面,奥运会和张艺谋的国家大事结束后,他们发现电影的“错误影响”还在继续。

邹志明2009年去了丽江,丽江电影城仍然常年放映《千里走单骑》,商店里也还在卖着影片光碟。“我们觉得侵权还在继续发生,如果不再继续,我们可能也就不起诉了。”

2010年5月5日,原告方代理律师李俊在丽江电影城买了一张《千里走单骑》的电影票,并开了发票;5月10日,他又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购买了影片的正版DVD一张,也开了发票。这都成为第二天他在法庭上出示的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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