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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力过剩格局未改变 工人工资增长缓慢

2010年05月24日13:28新华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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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巨额反倾销税下的低工资

  “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提高工资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就业——最终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资,企业就会搬往印度和越南了”,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

  对此,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

  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

  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80起反倾销调查。

  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市场机制失灵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

  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

  但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

  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是因为他们30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是缺少良心的表现。

  “谁最有发言权?”

  在江苏昆山千灯镇大唐村,被问到“有没有感觉到加薪压力”时,华升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雪明气定神闲地说,加不加工资,要看市场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观念。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

  任照成说,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我们企业10%以内”,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课题组调查显示,2003年以来,在19大类行业职工工资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与“国际竞争力”更是不沾边。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城市道路保洁工程,发包方是地方政府,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包价,使承包的保洁公司剔除扫帚、清洁剂等生产成本以后,就只够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担不起工人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

  “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

  苏海南认为,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充。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只有三四点利,加薪确实有困难,国家应该采取减税,减免税大部分用于加薪,确保企业加薪之后还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可能干脆关门吃利息,造成就业困难。

  广东省中山市发改局科长易娟说,要有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越调越“低”

  进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1993年9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年来,总共调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450元提高到510,增幅为60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59元。1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2.44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6.48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31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3000元,900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

  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

[责任编辑:vivee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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