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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2010年05月18日11:07南方周末张求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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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陈寅恪夫妇1949年确曾有意携带女儿离粤赴台,而且有所行动——通过朱家骅向傅斯年咨询,继而由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

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向来聚讼纷纭。

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的电报 (台湾“中研院”/图)

作者: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教授,著有《陈寅恪的家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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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电报

2009年7月4日,凤凰卫视《皇牌大放送》节目组围绕着1949年陈寅恪的去留问题采访了我。主持人秦晴介绍,在台湾“中研院”采访时,曾见过一张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10月初,她在电邮里又说,那张入境证“其实是一张‘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后来,秦晴如约寄来了那封“申请信”的定格图片,可惜根本看不清。12月12日,节目总算播出了,屏幕上终于出现了那张让我牵挂多日的“申请信”。不久,我收到秦晴从香港寄来的DVD,花了一个下午,把这份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了下来。直到今年3月,经朋友牵线搭桥,我才从“中研院”史语所拿到了这份材料的扫描件(如图)。

事实上,这份新材料既不是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也不是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而是一份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电报底稿。所用稿纸仍是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史语所旧信笺,右上方书有“底稿”二字,边框右侧标有编号:“〈38〉台历字第五三一二号”,所填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卅一日”。正文由史语所所长兼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以毛笔书就,内容如下: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电:台湾省警务处公鉴:

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辰世 印

本所通讯处: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室转

电稿中的“辰”指代五月,“世”则是“三十一日”的韵目代字,两相结合,正与稿纸右侧所标日期吻合,可见发出电报也在1949年5月31日。

陈寅恪的去与留

为了凸显这份新材料的特殊价值,不得不把话说远一点。

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最早形成文字证据的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陈寅恪的这番话自然不能全部采信。陈氏所言“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是真是假,也一直未能找到实证。

1982年,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以陈氏此段自述为据,又引其师钱穆关于陈与夫人因去留问题发生争执的回忆为证,认为陈所言不肯离开大陆“确非虚语”,得出了“陈先生当日留粤之意甚坚决”的结论。(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页)两年后,余氏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结论作了部分修订:“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他有诗句说:‘避地难希五月花。’……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同上,第97~98页)

到了1987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余英时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推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转而有意迁往台北,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陈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那么他在一九四九至五○年这一段‘疑虑不安’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浮海’之念?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地否定了这种推测了。”(同上,第268页)

至此,余英时顺利完成了“以陈释陈”的示范性动作,既为研究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后来者指示了不二法门,也在无意间开启了无数纷争。

同时代人的种种传闻

2008年6月,胡文辉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文辉在考证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时大展拳脚,几乎囊括了全部有价值的材料,也认为“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进一步支持了余英时的结论。文辉在书中汇集了台湾相关人士对于陈寅恪有意赴台的种种听闻:

毛子水回忆:

大陆“沦陷”后,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时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转引自《陈寅恪诗笺释》,第344页。下同)

萧公权回忆:

犹忆陈君于民国三十七年曾一度考虑移讲台湾。然以体弱多病双目失明,夫人与女公子辈之健康亦多可虞。既闻岛上生活不甚妥便,故决定应聘岭南大学。

梁嘉彬回忆:

寅师何以不来台湾,外间多有揣测之词。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

苏景泉回忆:

(1949)夏间,台湾大学傅校长斯年曾经函请陈来台任教,并为之请了几位助教,预备助陈耳听读书,口述写文。傅校长可谓为学校请大师,为国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贤之至了。惜乎陈师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而岭南大学文学院殷留不放,迄广州“沦陷”,无法他去,诚可痛啊。

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材料,确实可以佐证陈寅恪当时有过前往台湾任教的想法。但此类文字终究难以完全取信于人,因为仍然缺乏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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