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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 中国记者将面临什么环境灾难?

2010年05月17日18:14腾讯绿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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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 中国记者面临什么环境灾难?

刘友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总编辑

刘友宾我自己也做过环境报道,一开始对“曝光”式环境新闻很兴奋。我在《中国环境报》做记者的时候,当时昌平阳坊有一个工厂爆炸,但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炸,后来经过调查,我发现工厂下面是一个垃圾场,由于缺乏必要的环保措施,导致沼气爆炸。后来这件事情处理的还是不错的,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有关部门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

刘鉴强:那是什么时候?

刘友宾:大概是95年。

刘鉴强:15年过去了,我们的垃圾还没有处理好?

刘友宾: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社会变化太快了,正在成为高消费的社会。垃圾变得更多了,但制约环境保护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依然存在,导致一些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刘鉴强:自然之友对垃圾问题很关注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未来十年 中国记者将面临什么环境灾难?

李波:自然之友总干事

李波:垃圾问题去年开始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没有媒体的话,不能那么快的让社会、政府意识到垃圾问题的严重性。垃圾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一个僵局里面,有那么多的垃圾不处理怎么可以,不烧怎么办。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我们国家为此提出了循环经济。我的理解是我们需要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实现零废弃,首先要尽可能在生产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其次要最大限度地让垃圾变成资源,让所有产品消费的末端,重新回到生产运行过程里面去。如果我们把生产行为、消费行为以及垃圾处理行为看成相互分离的情况,循环经济就是真的没解了。现在国际上比如说旧金山,旧金山这个城市特别值得学习,去年提出了垃圾前端治理达到73%,今年力争达到75%,希望在2020年达到零废弃的目标。他们把从整个产业的前端、后端,以及消费者的垃圾分类、减量,整个社会都调动起来。我们不把这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从生产过程一开始就考虑好,而仅仅在后端考虑垃圾处理,我觉得这是没有解的问题。

熊蕾: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有原因的。虽然媒体也呼吁了,但是媒体的呼吁没有把这个问题和每个人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做了社区的倡导,搞垃圾分类,甚至政府也采纳了,我们满大街看到的垃圾箱都是分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但缺乏可操作性,什么是可回收的什么是不可回收的我都分不清。

在国外据我们了解,对这些东西从小培养,什么东西扔到什么垃圾箱里,是用图示让你一目了然,哪怕是不识字也知道哪些垃圾应该扔在哪里。再就是他们每天到家里收垃圾是收不同的垃圾,每个家庭主妇都知道哪一样垃圾该放在哪,星期一收这样的垃圾,星期二收那样的垃圾。他们经过了大概一代人,现在都养成了这种习惯。我们因为永远停留在宣传上、倡导上,然后这个倡导又不是可操作性那么强的倡导。所以除非是特别自觉、特别愿意学习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政府的事情,我只要不把垃圾放在地上,放在垃圾筒里就可以了。

李波:还有垃圾运输的问题,我们的垃圾运输体统不能有效回应分类回收的需求,不能把分类垃圾与不同的资源回收产业链条挂起勾来,这就很难真正把垃圾分开。

刘友宾:我觉得中国的环境新闻也正在扎扎实实的进步。比如垃圾围城,早期也有许多报道,但是一般性的报道多,真正深入的采访少,对问题的症结关注不够。现在我们很多环境新闻,已经从最初的那种泛泛而谈、简单曝光,进入到更加理性、建设性的调查报道。今天颁奖的三个报道都是调查报道,我觉得未来的环境报道会一如既往的保持他的批判精神,但是会更加具有深度。

刘鉴强:永锋你感觉现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做?

冯永锋:我觉得不管NGO也好、媒体也好,都是一个靠近真相的过程。过去大家说这个东西做的不好,或者是媒体报道不真实,那是我们没有靠近真相的勇气。去年垃圾的问题越来越靠近真相,那是社会公众的力量出现,促进了媒体和NGO的动力。我们一直把话都说反了,说政府没有把信息告诉公众,其实是公众没有把信息告诉政府。因为信息不是掌握在某个人手里的,当你想要得到信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得到它。这几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发现,很多领域都是一个空白,都没有人特别的关注。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举办了一个重金属方面的会议,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知道的东西也不多,他们对国家发生的恐慌也不关注。当媒体需要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公众需要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他们出来面对现实的勇气也不足。那我们为什么要依赖这些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发现,把自己培养成专家。过去我们有特别多错误的认识,老觉得这个东西做不好是因为政府没重视,我觉得都是搞反了,是因为自己不重视。

[责任编辑:sue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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