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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血液中的DNA

2010年05月17日16:56《看历史》十年砍柴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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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

义和团血液中的DNA

义和团

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的岁末,经过一场大劫后的北京城局势已经平定。虽然太后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尚在西安,但庆亲王奕劻和能干的老臣李鸿章已经在和占领京城的各国联军谈判,“两宫”回銮只是时间的问题。见惯了政治风云变幻的北京老百姓已从惊慌中熬过来了,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只有一批人,似乎被朝廷和京城百姓忘却了。这些来自京畿各县的农民,就在半年前,扬眉吐气地武装进京,短暂地主宰着这座煌煌帝都的命运。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成了罪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到播乱天下的“拳匪”,因外交官和传教士被屠杀的联军不会放过他们,朝廷也乐得奉送他们的性命来让此刻主宰北京乃至中国命运的洋大人消消气。年轻的义和团师兄弟们,一批批被拉出去砍头。这些本应该在广袤的华北平原耕作的纯朴农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他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临死前对自己作为西太后的“夜壶”最终被抛弃的命运是否有所反省?但这些人的经历决定着他们多数人可能没有这种反省能力,顶多有一种阿Q被杀前近似滑稽的悲壮。

不要说多数拳民了,即使是他们的首领赵三多、张德成、曹福田等人,也只是些有点武艺、有点号召力的乡间匹夫,即使死了,也不可能像谭嗣同那样的士大夫,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历史宣言。义和团的多数人,死了的或者说苟活的,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他们有机会来到舞台中央,演了一场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悲剧。

义和团的多数参与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场上世纪首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运动,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在各个历史节点,它一次次被拿出来诠释或解构,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正当性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评价这场运动,而那些一个个与草木同腐的农民兄弟的生与死,其实诠释者并不怎么在乎。笔者这代70后出生的人,在并不长的岁月中所接触到的对义和团的评价,其反差之巨大,冲突之激烈,极具典型性。我们在求学的时代,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将义和团运动推上神坛,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唤醒了民族意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云云。而等我们年岁渐长,有了一定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后,接触的一些历史学者的评价,乃是对其相当贬损。因为史料证明,义和团除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还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评判,义和团的种种行为是野蛮残暴的。

对义和团的评价如此争议巨大,并非因为研究这场运动的本身有什么史料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场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实在太巨大了,这种争议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集体性格养成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20世纪中,义和团运动是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集体性格中所具备文化基因,那样明白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对于义和团运动,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或许过于轻浮,作为义和团民的后辈,所应秉持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赞扬或否定,而是要做一种历史的反省:为什么一场看起来目标无比正当的群体性运动,最终导致那样惨烈的悲剧?为这个悲剧要负责任的,难道仅仅是贪婪的洋人和颟顸的朝廷?

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性格形成的典型路径和特征:弱者的屈辱感导致仇恨的符号化;而仇恨的符号化则导致暴力滥用的正当化。这种集体性格的特征并不当然地和民族主义结为一体,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披上不同的外衣。但就包裹性格内核的外表来判断,往往差异甚大甚至相互抵触。

[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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