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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为什么害怕转基因大米?

2010年04月06日10:56《新世纪》-财新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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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监管漏洞

  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场,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被进一步妖魔化

  除了审批,农业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还负有监管责任。但2005年发生在湖北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事件,让公众对其监管能力产生怀疑,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疑虑也因此被进一步放大。

  当年4月1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公布《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向媒体披露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且转基因大米和米制品已经流入湖北市场,并且很可能销售到广州等南方市场。多家媒体随即赶往湖北进行调查,刊发了大量报道。

  农业部则在绿色和平发布报告的第二天向媒体提供书面材料,称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标准,绿色和平委托德国的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农业部无法认同其结果。农业部还表示,将依据湖北省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但普通公众所关心的,并非采用什么检测标准,而是转基因大米到底有没有非法流入市场,以及政府部门有没有能力进行监管。

  事发两个月后,湖北省农业厅的调查结果仍未见诸天日。绿色和平遂再次赴湖北进行调查,并指称华中农业大学旗下的公司参与了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武汉家乐福十升店也在销售转基因大米。

  2005年8月9日,湖北省农业厅终于打破沉默,“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有关说法”。不过,湖北省农业厅承认,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农业执法机构已对其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根据本刊记者在武汉工商部门查询到的资料,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股东包括华中农业大学、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等,注册资金1亿元。其中,华中农业大学所占股份为35%,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列为第一大股东。2005年7月,这家公司被注销。

  长期关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薛达元说,他非常担心政府部门的管理跟不上。好几年前,当新疆还未被允许种植转基因棉花时,转基因棉花就已在新疆不少地区开花结果。

  此外,薛达元说,转基因大米未来获准上市销售后,一旦管理不力,在非转基因的大米和米制品中很容易混入转基因大米成分,而欧盟等地不允许进口含有转基因大米成分的产品,这将给中国的加工食品出口带来影响。

  薛达元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实际上,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发近五年之后,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本刊记者今年3月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调查时,多位村民均表示村里在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

  与传统杂交稻相比,转基因抗虫稻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村民们形象地将前者称为“打药的”,后者称为“不打药的”。

  一位年轻的村民说,现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农活,年轻媳妇们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钱请人来打农药。与“打药的”相比,“不打药的”省时省力,每亩地要少花百把元的农药钱。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传统杂交稻和转基因抗虫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现在不种转基因水稻了,“2005年记者曝光之后,不让种了”。但也有村民说,村里不少人仍在种植转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乱了套,没人控制。”

  一位年长的村民还带着本刊记者去镇上的种子站,购买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从种子站的仓库出来后,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种子,三袋3斤装的,还有一包两斤散装的。

  3斤装的袋子上,写有“抗优559”和“湖南省慈利县种子公司”的字样,并没有转基因抗虫稻的标识。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说,这就是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普通的杂交稻种子是10多元一斤,而这个种子是25元一斤。“种子站都是藏着卖,认识的人才能买到。”

  在是否食用转基因水稻这个问题上,村民们的态度不一。有村民说,“不打药的”能吃,只是没有“打药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样。但也有村民认为,“不打药的”对身体有坏处,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而根据绿色和平的指控,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该组织在今年3月15日对媒体披露,中百仓储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次日公开回应:“有网站报道湖南、湖北两省个别超市销售非法转基因大米的消息,农业部已责成两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此前,农业部曾经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被进一步妖魔化。3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转基因水稻种子曾经在湖南省汨罗市销售,疑似已经种植多年。3月20日,湖南省农业厅发布通告称,在沃尔玛长沙黄兴南路店购自湖南省汨罗市龙舟米厂的“猫牙米”中,抽样检测结果未发现含有抗虫转基因成分。但公众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

  谁来占领阵地

  恐惧转基因技术局面的形成,并不能责怪公众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公众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对,促使一些科学家开始反思。

  2月下旬,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与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转基因生物育种的高层研讨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而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即是如何研讨应对日益高涨的抵制转基因水稻“风波”。

  会议的气氛有些凝重。一位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说,大家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最近有一场风波在形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风波是估计不足的。”

  在这些支持者看来,一些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意见领袖”向公众传递了很多错误信息,致使转基因技术被妖魔化。例如,在呼吁暂缓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公开信中,反对者称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国家。但实际上,转Bt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玉米已经在美国等国家得到种植批准,并可作为食品销售。而玉米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

  很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之所以造成今天很多公众恐惧转基因技术的局面,并不能责怪公众。科学家群体过去没有主动做好“科普宣传”,对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有很大责任。一位与会科学家说:“我们不占领这个阵地,别人就会占领。”

  在中国的科研体制下,科学家要想获得政府研究经费,通常只需得到评审专家甚至是领导的认可,而无需对研究经费的实际提供者——纳税人作出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中国科学家疏于与公众沟通。相比之下,欧盟框架计划与中国的合作科研项目中,5%的研究经费必须作为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费用。不少参与项目的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研究方面的指标,却没按要求花掉那5%的钱,欧盟遂不予验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朱祯,是少数较早主张与公众及时沟通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公众有权得到信息,科学家也有义务去向公众进行解释。

  浙江大学教授凃巨民也说:“公众现在有很多批评,这其实也是监督我们,让我们考虑怎样做得更好,怎样在技术上更为完善,更让人放心。”

  政府部门对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重视程度,更是远远不够。据本刊记者了解,一些科学家曾提议,由政府部门拿出上亿元经费,支持科学普及和公众沟通,但这笔经费最终“在几位处长那里被否决了”。多位科学家还指出,农业部在决定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时候就应大力宣传,而不是事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呼吁:“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纳入科普宣传部分,就可以制定一个长期的宣传教育计划,逐步减少科学家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百姓还是渴求科学知识和通情达理的。”

  如今,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开始亡羊补牢,成立专门的生物科学传播中心,并开通了一个名为“绿道”的博客,撰写和转载与转基因水稻有关的文章。

  “生物产业发展不应单单看做一个产业的发展,还应该看做一种社会责任完成的过程。” 朱祯说。

[责任编辑:sue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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